施蒂納的無政府主義與福柯的后結構主義之間存在著隱秘而必然的關聯。他們共同批判啟蒙的限度和危險,揭示自由主義話語背后的權力真相,并嘗試開啟奠基于自我的新倫理。他們都看到啟蒙所建構的人道主義為個體設定了先驗、抽象、普遍的人的本質,使對個人的統治從依靠外在的強制轉變為更隱蔽更嚴苛的內在規訓。為了破除以真理之名而實施的現代統治,施蒂納要求獲得真理的所有權和自我的獨自性,福柯則開啟了譜系學研究。面對超驗自由范式所導致的自愿奴役,他們都希望重構個人與自我的關系,這種關系是開放、多元和反壓迫的,這正是施蒂納"利己主義者同盟"與福柯"自我倫理"的共同旨趣。以馬克思為參照,可以洞察施蒂納與福柯理論方案的貢獻和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