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物兄》塑造了三重自我,并將新人的可能性寄托在"第三自我"。在思想史的視野中,"第三自我"源自并接續德國浪漫派的思想傳統。從施萊格爾到托馬斯·曼,李洱面對著德國浪漫派"文明/文化"的"現代性"沖突,并在中國的現代性事業處于歷史關口的當下,給出自己的回應。《應物兄》作為一部高度思想性的文學作品,討論了情感、自我與他人的相通、共同體與"中華性"等依次遞進的現代性難題。在《應物兄》多重自我所展開的辯證法中,凝聚著當代中國的精神癥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