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宏觀的視角看儒學發展，儒學的全幅開發應是兼具形上與形下領域
的。唯在宋明理學領袖學壇的五六百年時間，學術發展都落在形上領域
、主於內向思辨的學術進路一方面。因此明亡於清，給予這樣的學術典範
一個重新反思的契機。清儒面對五千年文明古國，竟然一旦亡於異族的殘
酷事實，在痛定思痛後，對於理學脫離現實之學術型態表示不滿，主張學
術必以經驗落實為基礎，是故清儒以一種異於理學學術型態的經驗實證為
出發，要求學術必須落實在現實經驗上來講。所以考據學之興盛，一方面
是緣自於明清之際，儒學思想從形上領域轉移到形下領域的價值觀轉變，
遂使學者從主觀思辨轉向客觀實證的追求；另方面也是儒者希望藉由證據
確鑿的博證方式，以補足儒學長期發展所缺乏的經驗領域、以及因為追求
形上思辨所流入的玄虛、虛渺。因此對於清儒來說，實證既是一種客觀的
方法論，也是一種形下氣化世界的義理建構。雖然在由考據學領軍的乾嘉
學術中，義理學並不是最耀眼的星星，但是考據學之興盛，絕對不是一種
孤立的方法論運動，它是立足在重氣化的思想變革上。可以說思想的演變
，為考據學之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導原則。所以儘管考據學不是乾
嘉學術的主流，形下經驗領域的義理學建構，卻其實有著因應時代需求、
突破宋明義理學窠臼、完成儒家形上形下兼備之全幅歷程開展的不容忽視
意義存在。是以本論文透過對戴震、焦循、淩廷堪、阮元等一系列，不願
以考據學自限的知名考據學家之義理研究，探求在乾嘉時期所出現的義理
學社會化發展、經驗領域落實，其在儒學全幅演進歷程中所做出的貢獻，
並肯定乾嘉學術不是如一般人所說的，只有方法論革命的成就，而不具備
義理思想；反之，雖然在考據學光芒的遮掩下，清儒仍然開拓了一條重視
氣化世界、肯定人欲、並且能夠落實在百姓日用之間實現的義理之路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