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士對於歷史記憶尤為重視，且屢屢通過對歷史記憶的反覆書寫，以彰顯主體意識與社會結構間的互動式關係建構，從而可以反映個人之情志，乃至時代思潮與喪亂、世變等源自外部世界的種種刺激。而商山四皓之歷史記憶則是基於其自身既出且處的經歷與儒、道兼備的格調等殊異性特徵，遂於漢代即已逐漸成為文士議論的焦點話題，至宋金元文學更是繼唐代中期以降愈加波瀾壯闊而蔚為大觀。同時，宋金元時期又橫跨唐宋、宋元變革兩大歷史階段，是以深具考察之價值。因此，本論文以宋金元時期文士關乎四皓事跡之書寫為研究對象，聚焦於歷史省思、出處觀念、時空感知三大面向，冀能藉以釐清主體意識與社會結構間的關連性。
於歷史省思方面，就已經可以看到漢代文士立足於不同的觀視角度，而對四皓事跡進行多元化的詮釋，特別是班固的書寫，除進一步鞏固道德禮義的立場外，還基本確立了四皓事跡的主線發展，並賦予四皓「古之逸民」的形象，因於一定程度產生溝通儒、道的促進作用，從而開啟魏晉之際以降文士對四皓之精神境界的想像。於是大抵在唐代以前，隨著儒家思想長期與政治核心維持著緊密的聯繫，道德禮義之立場遂成為文士書寫四皓事跡的基調，且在《易》理觀念、道家思想、道教話語、佛教義理的多重影響下，更是進一步推動了四皓事跡之書寫的多元化發展。而宋代以後的相關書寫，則往往能夠在看似一成不變的紹承中，體現出有別於往昔的歷史省思，因而可以看到大我意識之強化、人我關係之強調、主體精神之深化、內丹養生與體道修行之聚焦的現象。此外，亦隨著唐代科舉制度施行以來對歷史省思能力的反覆強調，於是進一步激起文士對探查四皓事跡之「真相」的渴望，且還通過模擬想像的方式對四皓事跡進行同情共感的人情理解，並於類書文化、疑古風氣、世變經歷、理學思潮的推波助瀾下，持續深化了文士對四皓事跡的歷史批評。如此，四皓之人物典型遂於理性與感性兼備的多元化觀視角度中，呈現出不斷下行的發展趨勢。
於出處觀念方面，文士則每每通過對四皓之出處經歷的書寫，以凸顯個人的出處意識。於漢魏時期，文士主要是根基於含括天地大道在內的道德禮義之立場而論出處，此一立場之發展至宋代以後，遂於《易》學、儒學、理學的不斷開展中，呈現出從鞏固政權到恢弘道義的深層轉化之現象。而於晉南北朝時期，在道家思想、道教話語、佛教義理的影響下，文士之出處意識於是出現自「道隱」持續向「身隱」傾斜的發展軌跡，往往認為只要心性主體能夠獲得確立，就可以應對一切源自外部世界的挑戰。自唐代中期以降，又隨著隱逸、園林文化的發展，遂衍生出「中隱」一類出處論述，並對宋代文士造成了極為廣泛的影響，尤其凸顯出維持內外聯繫之既仕且隱的出處意識。至金元、宋元之際以降，文士則由於世變衝擊，致使仕途受阻暨沈淪於社會底層，出處意識遂再度呈現出向「身隱」靠攏的跡象，然由於理學思潮的影響不斷擴大，從而在務實的心態下，開展出了似出非出、似處非處之超越出處的觀念。
於時空感知方面，主要是考察橘叟、爛柯異聞與四皓事跡之書寫產生的融匯現象，其中橘叟異聞之融匯乃以空間書寫為核心，爛柯異聞之融匯則是聚焦於時間書寫。橘叟異聞尤以「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一語而與四皓事跡之書寫在空間層面產生高度的關連性。而於此前所見文士關乎商山空間之書寫，隨著《易》理觀念、道家思想、道教話語、佛教義理的影響，大抵可以說是歷經了由避禍屬性向高隱、遊仙屬性的轉化過程。逮橘叟異聞產生融匯後，由於唐宋之際隱喻系統的積極運作，與內丹養生對主體心神之修道工夫的聚焦，以及「橘」此一文化符號所涉及「心室」的隱喻內涵，從而致使橘叟異聞在融匯之初，就被賦予了饒富哲理層次的空間書寫之高度。同時，還能見到文士藉微觀、常態空間三維再現商山、橘中之場域氛圍的現象，而此一現象主要是根基於當時以「意」為核心與高度符號化兩項特徵，通過描寫、命名的想像方式，促成人即四皓、橘叟，地即商山、橘中的混融狀態。爛柯異聞之融匯特徵則十分的薄弱，主要是基於唐代中期以來四皓弈棋形象的陸續開展，遂與四皓事跡、橘叟異聞構成聯想關係，從而導致三者在南宋後期至元代呈現出愈加明晰的交互融匯之軌跡。於是在三教思想之影響與喪亂、世變經歷的刺激下，城市與山林、俗與聖之時空差異，就成了主體企尋閒樂之思的隱喻，尤其城市與俗、山林與聖兩組時空所構成的巨大時間差，分別標誌著急遽變動與缺乏變動刺激的時間感知。此外，文士還在理學思潮的影響下，藉含括觀棋者之旁觀姿態在內與「局未終」之情節的隱喻以為說法，將弈棋活動較量勝負之主要特徵轉化為對輸贏、得失的超越，從而達到消解「争心」在時間感知層面所引發惶恐、畏懼之心理的根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