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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名:唐宋元明城隍信仰的建構與詮釋
作者:龍玉芬
作者(外文):Lung,Yu-Fen
校院名稱:中國文化大學
系所名稱:史學系
指導教授:陳清香
學位類別:博士
出版日期:2022
主題關鍵詞:城隍信仰城隍民間信仰正祀祀典the Belief of Cheng HuangCheng Huangfolk belieflegal beliefregister of sacrif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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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信仰的發展,就是一個南方祠神與中原文明相遇,從衝突到調和,再到接納與尊崇的一個歷程。城隍這個原生於南方的城市土地神,因受有德者配食觀念的影響,從一開始就被民間詮釋為人格神的屬性。最晚從六世紀中葉開始,官方領域與城隍神的相遇就有了正式的文字記錄,當時官方對城隍的定義是等同社稷、固護城池的自然神。這個詮釋,奠定了一千多年官方領域對城隍的基礎定義。在唐代,來自北方的長吏帶著中原正統文明的優越感到南方任職,他們即使尊重地方傳統祝禱於城隍,也以異於民間的觀點,將自然神城隍的詮釋引入地方,反映了中原文明對南方祠祀文化的排斥。到了北宋,即使神的合法性被國家所認可。但是在儒家領域並非如此,南方土地神城隍與中原正統土地神社稷因兩者屬性相同,職權重疊,城隍侵犯到社稷在地方上至尊的地位,引發了士大夫的不滿。宋室南遷之後,許多士大夫們自幼生長在城隍信仰圈內,他們積極為建構城隍的正統性而努力,甚至試圖消弭官方自然神與民間人格神城隍解釋的鴻溝,調和中原與南方文化對土地神的信仰差異。蒙元統治時期,國家直接定義城隍為人格神,並將神在民間掌理冥判的職能引進官方領域中,使原本輔佐農功、固護城池的城隍,開始參與了陽世司法案件的偵辦。
另一方面,唐代民間的城隍神,在原生地發展出審判官員、追求尊卑平等的思想,但在兩大制度性宗教與士大夫的形塑下,逐漸將不符合主流文化要求的叛逆元素泯除,將城隍神導向勸善教化及服從科層體制規範的形象,也讓以卑犯上的城隍審判故事,沉寂了近三百年的時間。但是,慶喜與陸小連報仇兩則故事的偶爾出現,說明了唐末城隍審判故事裡的精神並未完全消失,只是暫時隱藏在地域社會中,以非文本的形式進行傳承,為小民主持公道、追求尊卑平等的城隍並未消失。
從六世紀中至宋元時期城隍信仰的發展來看,官方與民間(非官方)有著兩條延續數百年的解釋傳承,明太祖朱元璋繼承了這兩個截然不同的解釋傳承,以國家權威,將城隍神符號予以標準化。洪武三年改制,與其說是朝臣慣習派與理念派的內鬥,或是道教與儒教的競爭,還不如說是朱元璋和他的大臣們,希望透過禮制的改革,凸顯政權之於元朝及元末割據勢力的文化正統;再以被儒家改造後的城隍神,取代於禮為瀆的三皇神。朱元璋用古典儒家義理標準化城隍神,使之通祀於南北地域,從而在精神層面上,樹立大明帝國的正統性;再由全中國共同的祭厲儀式,形塑出由鄉至府、縣,再至國家的信仰序階,建構帝國一統的隱喻。
The development of Chenghuang belief is a process of encounter between a southern god and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Central Plains, from conflict to reconciliation, to acceptance and respect. This southern urban land god has been interpreted by the people as the attribute of a personal god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t the latest from the mid-sixth century, there was an official written record of the encounter between the official realm and the city god. At that time, the official definition of the city god was the god of the land and the god of nature who guarded the city. This interpretation has laid the foundational definition of the city god in the official field for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In the Tang Dynasty, officials from the north came to the south with a sense of superiority of the orthodox civilization of the Central Plains. Even though they respected the local tradition and worshipped the city god, they introduc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natural god of the city god into the local area with a viewpoint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people, reflecting their Rejection of southern sacrificial cultur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even the legitimacy of the gods was recognized by the state. But this is not the case in the field of Confucianism. The southern land gods and the orthodox land gods in the Central Plains have the same attributes and overlapping functions. The Chenghuang violated the local supreme status of the land gods in the Central Plains, causing dissatisfaction among scholars and officials.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many scholar-bureaucrats actively constructed the orthodoxy of the city god and reconcile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beliefs of the land god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 southern cultures. In the Yuan Dynasty, the state directly defined the Chenghuang as the Personality God, and introduced the interpretation that He was in charge of the judgment after death into the official realm.
On the other hand, the city gods of the local society in the Tang Dynasty developed the idea of judging officials and pursuing equality. However, un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Buddhism, Taoism and scholar-officials, the rebellious factor was gradually eliminated, and the story of the City God's trial, which pursued equality, was silent for nearly three hundred years. However, the spirit of pursuing equality in the stories of Chenghuang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did not completely disappear, but was temporarily hidden in the regional society and passed on in a non-text form.
Judg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elief in the city god from the middle of the sixth century to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 official and the unofficial have two interpretations that have lasted for hundreds of years. Ming Taizu inherited these two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to standardize the City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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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何喬遠,《閩書》,明崇禎刻本。
[明]宋濂,《元史》,《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明]李賢,《明一統志》,《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明]河東序修、汪尙寧纂,《(嘉靖)徽州府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718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據明嘉靖四十五年刊本影印。
[明]夏玉麟修、汪佃纂,《(嘉靖)建寧府志》,明嘉靖二十年刻本。
[明]張岳,《(嘉靖)惠安縣志》,明嘉靖刻本。
[明]郭大綸修、陳文燭纂,《(萬曆)淮安府志》,明萬曆刻本。
[明]陳道修、黄仲昭纂,《(弘治)八閩通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178册,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據天津圖書館藏明弘治刻本影印。
[明]陸容,《菽園雜記》,《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明]馮琦,《宋史紀事本》,《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明]黃宗羲,《宋元學案》,《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明]楊循吉,《(嘉靖)吳邑志》,明隆慶五年刻本。
[明]葉春及,《石洞集》,《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明]董邦政修、黄紹文纂,《(嘉靖)六合縣志》,明嘉靖刻本。
[明]熊相,《(正德)瑞州府志》,明正德刻本。
[明]盧希哲,《(弘治)黃州府志》,明弘治刻本。   
[明]盧熊纂修,《(洪武)蘇州府志》,明洪武十二年刊本。
[明]謝純,《(嘉靖)建寧府志》,明嘉靖刻本。
[明]顧清,《(正德)松江府志》,明正德七年刊本。
[清]王昶,《金石萃編》,清嘉慶十年刻同治錢寳傳等補修本
[清]王臨元纂修、陳淯增修,《(康熙)浮梁縣志》,清康煕十二年刻增修本。
[清]令孤亦岱修、沈鹿鳴纂,《(乾隆)縉雲縣志》,清乾隆三十二年刊本。
[清]吕燕昭修、姚鼐纂,《(嘉慶)重刊江寧府志》,清嘉慶十六年修清光緒六年刊本。   
[清]何乃容修、潘樹棠纂,《縉雲縣志》,清光緒二年刊本
[清]何紹基,《(光緒)重修安徽通志》,清光緖四年刻本。
[清]吳之振,《宋詩鈔》,《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清]吳任臣,《十國春秋》,《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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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阮元,《兩浙金石志》,《續修四庫全書》,史部91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據淸道光四年李澐刻本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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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施閏章,《(康熙)袁州府志》,清康熙九年刻本。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稿本。
[清]張廷玉,《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
[清]曹寅,《全唐詩》,《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清]畢沅,《關中金石記》,《續修四庫全書》史部90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據淸乾隆經訓堂刻本影印。
[清]陳弘緒,《江城名蹟》,《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清]陳鴻墀,《全唐文紀事》,清同治十二年方功惠廣州刻本。
[清]黄宗羲,《宋元學案》,清道光刻本。   
[清]黄恩浩修、蕭玉銓纂,《(同治)袁州府志》,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清]嵇曾筠,《(雍正)浙江通志》,《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清]嵇璜,《續文獻通考》,《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清]曾日瑛修、李紱纂,《(乾隆)汀州府志》,清同治六年刊本。
[清]董誥等編、周紹良等點校,《全唐文新編》,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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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劉於義,《陝西通志》《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清]厲鶚,《宋詩紀事》,《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清]魯曾煜,《(乾隆)福州府志》,清乾隆十九年刊本。
[清]儲大文,《存研樓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清]謝道承,《福建通志》,《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清]顧炎武,《求古錄》,《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清]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陳尚君輯校,《全唐文補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李修生編,《全元文》,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


二、學術專著
皮慶生,《宋代民眾祠神信仰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吳永猛主編,《台灣省城隍廟志》,臺北:台灣省城隍廟,2014年。
林承緯,《台灣民俗學的建構》,臺北:玉山社,2018年。
郁賢皓,《唐刺史考全編》,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年。
卿希泰,《中國道教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
張傳璽,《中國歷代契約會編考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陳登武,《從人間界到幽冥界:唐代的法制、社會與國家》,臺北:五南出版社,2006年。
黃寬重,《南宋地方武力:地方軍與民間自衛武力的探討一書》,臺北:東大圖書,2002年。
楊慶堃(C. K. Yang)著、范麗珠等譯,《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宗教的現代社會功能與其歷史因素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楊俊峰,《唐宋之間的國家與祠祀—以國家和南方祀神之風互動為焦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雷聞,《郊廟之外:隋唐國家祭祀與宗教》,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
增田福太郎著、古亭書屋譯,《台灣漢民族的司法神—城隍信仰的體系》,臺北:古亭書屋,1999年。
鄭土有、王賢淼,《中國城隍信仰》,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
韓明士(Robert Hymes)著、皮慶生譯,《道與庶道:宋代以來的道教,民間信仰和神靈模式》,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
韓森(Valerie Hansen)著、包偉民譯,《變遷之神:南宋時期的民間信仰》,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


三、期刊論文
王育成,〈考古所見道教簡牘考述〉,《考古學報》,2003年第4期。
王玲,〈試析宋代道教與城隍信仰習俗的關係〉,《中華文化論壇》,2014年第8期。
王孫盈政,〈唐代「敕牒」考〉,《中國史研究》,2013年第1期(北京)。
王健,〈官民共享空間的形成:明清江南的城隍廟與城市社會〉,《史學月刊》,2011年第7期。
王頲、宋永志,〈宋代城隍神賜額封爵考釋〉,《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6卷第3期,2006年5月。
王濤,〈唐代的城隍神信仰與唐中後期南方城市的發展〉,《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3期。
王濤,〈唐宋城市保護神二元格局的形成與分布〉,《唐宋史研究》,2009年第5期。
王濤、賈發義,〈唐宋時期城市保護神的南北差異〉,收入在《唐史論叢》第十二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年。
包偉民,〈宋代地方财政窘境及其影响〉,《浙江社會科學》,1999年第1期。
申浩,〈《明清江南城隍考》補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9年第4期。
吳真,〈從六朝故事看道教與佛教進入地方社會的不同策略〉,《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3期。
宋怡明(Michael Szonyi)著,劉永華、陳貴明譯,〈帝制中國晚期的標準化和正確行動之說辭―從華琛理論看福州地區的儀式與崇拜〉,收入劉永華編,《中國社會文化史讀本》。
巫仁恕,〈節慶、信仰與抗爭―明清城隍信仰與城市群眾的集體抗議行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0年第34期。
李江,〈桂巖書院探論〉,《江西社會科學》,2009年6月。
李豐楙,〈本相與變相:台灣西王母信仰的形象化〉,收入在東華大學民間文學研究所、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編,《台灣王母信仰文化―世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年。
李豐楙,〈從玄女到九天玄女:一位上古女仙的本相與變相〉,《興大中文學報》2010年第27期。
李豐楙,〈嚴肅與遊戲:道教三元齋與唐代節俗〉,《傳承與創新: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十周年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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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君憲,〈「賜額封爵」—論宋代祠神賜封中的「敕牒」與「誥」〉,《中正歷史學刊》,2020年12月,第23期。
林秀幸,〈縫隙中的抉擇:地方與國家交鋒下的象徵建構〉,《臺灣社會學刊》,2016年6月第49期。
林承緯,〈台灣民間祀神主從關係的形成與特質〉,《台灣文獻》,第58卷第1期,2007年。
林雪鈴,〈唐代官場文化側記―李商隱黃籙齋文撰作時間與對象考述〉,《文學新鑰》,2007年6月,第5期。
林楓玨,〈唐代文獻中裡胥的用法與職能〉,《早期中國史研究》,第4卷第2期,2012年12月。
武雅士(Arthur P. Wolf)著,彭澤安譯,〈引言〉,收入武雅士(ArthurP.Wolf)編,彭澤安、邵鐵峰譯,《中國社會中的宗教與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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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麗梅,〈上博楚簡魯邦大旱注譯〉,收入於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上海:上海書店,2004年。
孫亦平,〈李德裕與中晚唐茅山道教〉,《宗教學研究》,第4期,2020年4月。
桂齊遜,〈唐律為維護「家內秩序」之立法規範分析──以「尊卑相犯」為例〉,《史學彙刊》,2011年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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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天基,〈帝制晚期中國文化的研究框架與範式—反思華琛的標準化理論〉,《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6期。
徐雨村,〈非官方標準化與祠廟同構化:台灣及馬來西亞的土地神信仰發展的比較研究〉,《華人宗教研究》第11期,2018年1月。
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著,曹新宇、古勝紅譯,〈清代江南地區的城隍廟、張天師及道教官僚體系〉,《清史研究》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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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玲,〈宋初南北文士的互動與南方文士的崛起―聚焦於徐炫及其後學的考察〉,《台大文史哲學報》,2016年11月,第85期。
張宏昇,〈《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研究-以「冥界組織」與「科儀文檢」為中心〉,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年。
張洪澤,〈道教《度人經》的內涵與現代價值〉,《宗教哲學》,49期,2009年。
張珣,〈媽祖造像、挪用現象與「標準化」問題討論〉,《考古人類學刊》,2015年第8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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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傳勇,〈明清城隍封爵考〉,《史林》,2017年第5期。
張傳勇,〈省城隍廟考〉,《清史研究》,2004年第3期0。
張傳勇,〈都城隍考〉,《史學月刊》,2007年第12期。
張傳勇、于秀萍,〈明初城隍祭祀三題―與趙軼峰先生商榷〉,《歷史教學》2007年第8期。
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著,李華偉譯,〈論中國宗教的社會學研究〉,收入武雅士(Arthur P. Wolf)編,彭澤安、邵鐵峰譯,《中國社會中的宗教與儀式》,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
郭志超,〈夫人媽與青山王(城隍)關係考〉,收入在陳世雄編,《三生萬物—老子思想論文集》,福建:福建省閩學研究會,2003年。
陳緯華,〈婉飾、慣習與神蹟創造:現代性下的神如何不死〉,《台灣社會學》,2008年第15期。
陳緯華,〈靈力經濟:一個分析民間信仰活動的新視角〉,《台灣社會學研究季刊》2008年第6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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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景春,〈早期買地券、鎮墓文整理與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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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文海,〈從冥律看我國的公道觀念〉,《東海學報》,第5卷第1期,1963年。
雷聞,〈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層與運作—以生祠與城隍神為中心〉,《歷史研究》,2004年第2期。
趙世瑜,〈明清史與宋元史:史學史與社會史視角的反思―兼評《中國歷史上的宋元明變遷》〉,《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5期。
趙永翔,〈明清正祀的民間化―以三原縣城隍廟為中心的考察〉,《陝西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5卷第2期。
趙軼峰,〈明初城隍祭祀―濱島敦俊洪武「三年改制」論商榷〉,《求是學刊》2006年第33卷第1期。
趙曉寰,〈元代城隍信仰:以《全元文》為中心的考察〉,《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4期。
劉永華,〈「民間」何在?—從弗里德曼談到中國宗教研究的一個方法論問題〉,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民間」何在?誰之「信仰」》,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劉浦江,〈宋代宗教的世俗化與平民化〉,《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2期。
鄧嗣禹,〈城隍考〉,收入在黃培、陶晉生編,《鄧嗣禹先生學術論文選集》,台北:食貨出版社,1980年。
鄭土有、劉巧林,《護城興市―城隍信仰的人類學考察》,上海:上海辭書,2005年。
鄭顯文,〈唐代《道僧格》研究〉,《歷史研究》,2004年第4期。
賴亮郡,〈唐五代的城隍信仰〉,《興大歷史學報》,第17期,2006年6月。
賴曉黎,〈幻象與共謀:布赫迪厄論秩序的自我持存〉,《台灣社會學》,2013年第26期。
濱島敦俊,〈朱元璋政權城隍改制考〉,《史學集刊》,1995年第4期。
濱島敦俊著,高致華譯,〈鎮城隍廟之出現―作為宗教交通中心之市鎮〉,收入高致華編,《探尋民間諸神與信仰文化》,合肥:黃山書社,2006年。
濱島敦俊著、朱海濱譯,《明清江南農村社會與民間信仰》,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年。
濱島敦俊著、沈中琦譯,〈明清江南城隍考〉,《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1期。
謝世維,〈練形與鍊度:六朝道教經典當中的死後修練與亡者救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3本第4分,2012年。
謝貴文,〈神明的標準化―從老二媽、玉二媽、六房媽的傳說談起〉,《台灣文學研究學報》2016年4月第22期。
謝貴文,〈論清代台灣的城隍信仰〉,《高應科大人文社會科學學報》,第8卷第1期,2011年。
羅友枝(Evelyn S. Rawski)著,廖迪生譯,〈一個歷史學者對中國人喪葬儀式的研究方法〉,《歷史人類學學刊》,第2卷第1期,2004年4月。
蘇堂棟(Donald S. Sutton),〈明清時期的文化一體性、差異性與國家―對標準化與正統實踐的討論之延伸〉,《歷史人類學學刊》,第7卷第2期,2009年10月。
龔延明,〈宋代學士院名物制度略〉,《西南師範大學學報》,198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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