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從很久以前(至少在唐宋變革之後)就有庶民尊敬「士」或「讀書人」的風氣，而 認為士人都居住都市，庶民居在農村，學問的有無會因為居住空間的不同而有差異，則 是近世才出現的狀況。 明洪武十三年確立的官員優免規定中，只同意優免現職京官的雜役。從王升的家書 與太祖的詔敕中，可見元末明初江南士大夫或士與農民共同居住在農村，擁有共同生活 空間，一起負擔國家(王朝)的賦稅與徭役。姚文灝與陸深所留下的資料也顯示，一直到 明代中期，江南三角洲依然遵守士大夫階層也要負擔徭役的規定，不能以擁有官僚資格 來避役。 十六世紀在江南三角洲進行的商業化，造成了鄉居地主的消失與鄉紳階層的出現。 嘉靖以後士大夫以官僚身份做為後盾，拒絕擔負徭役；政治上形成「士民公議」或「地 方公議」的政治習慣。同時江南士大夫階層開始城居化，切斷了與農村居民的關係，分 離了與庶民的生活空間，士大夫階層也就不存在約束負擔徭役的動力，造成「役困」的 情況。「鄉紳」一詞隨徭役問題而出現，因而影響了文化階層的變化，形成「都市＝識 字的知識份子世界」與「鄉村＝不識字的庶民世界」的文化構造，一直持續到十九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