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經興起於中唐啖助（ 724-770）、趙匡與陸淳（？ -805），至北宋景祐年間大為發展，並於慶曆年間漸成風氣，一直延續到南宋後期深刻影響到後世。《春秋辯義》一書中，提出了啖、趙氏為《春秋》學的第四變。他們關注的重點在《春秋》三傳的短長、力破前代固守家法的專門之學，希望能恢復聖人的義理原貌。主要的內容是懷疑前人公認的經書作者、懷疑經書的真實性與完整性，表現了「尊經崇聖」經學的時代性。經學包含兩的部份，一是文獻學部份，除基本的文字、訓詁、音韻等方面，並包含了校勘、考證、辨偽範圍；另一部分則是經學的義理之學，古人治經的目的在於「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探求聖人的微言大義。疑經正是經學的產物，以辨偽、考據、校勘當作手段，作為文獻依據來支持其義理的結論。 啖助等人對於《春秋》經的懷疑與考辨的發展，起源於對漢唐以來的《春秋》三傳的傳注之學不能深明經旨的質疑。懷疑的內容有對於《三傳》作者的真實性、破除日月之例、破除褒貶之說、辨別常事不書觀點、辨別三傳之誤說，這是在解經的過程中產生了懷疑性，提出了恢復《春秋經》的古義。也就是針對著作本身原始完整性的考辨，這些的學術風潮是起因唐代《五經正義》的頒布，致使經學統一化之下，讀書人開始有一個省思，三傳是不是可以解《春秋》經的原義，是不是真能闡發孔子的微言大義？在注解經文的過程中延伸出一種考辨風氣；一部分傾向於勘正經傳文的脫誤、疏釋經文字詞、考證名物制度等的內容，希望能夠疏通文義，另一部分間接牽涉到改經的層面，又是與文獻的校勘學領域相關。簡而言之，對經文解釋中有難題，並產生了懷疑，才有改經的作法。而改經是以疑經為前提，中間的過程中勢必須與文獻的辨偽與校勘相互結合，並以此作為解釋經義的佐証。歷來學者研究啖助等人《春秋》經學的貢獻，只關注在義理的闡發有別於前人的論述；對於疑經考異的過程，忽略了以文獻作為佐證的領域。這些的論述是影響宋代「經學變古」的關鍵點及後世考證學的影響。本文論述的本意，著重在啖助在文獻學尤其是考辨學的貢獻，希望能夠更全面詮釋啖助等人《春秋》學的貢獻與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