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從法律制度層面出發，探究現行法和戰前中國主要針對盜匪、共匪的「自新」 與「自首」制度。除了傳統的「改過自新」意涵外，從檔案中分析並類型化二二八事 件中自首與自新的規範方式，以及政府運用的情形，探究其實行成效，並就幾個個別 案例進行細部觀察。 「自新」這種效果不明的法律制度，在二二八事件中被各地大量運用，人數高達 數千。而個案中自新的要件、程序、准許與否、自新人的待遇、自新後是否須再受司 法追訴等，均十分不明確，充滿人為操作空間。自新制度是在嚴刑峻法、軍事壓迫下， 極具彈性的懷柔措施，明顯違背法治國家原則。 在實際運作上，自新人被政府附條件又賦予義務的交保釋放、列冊控管，甚至試 圖進行思想改造。各地自新人與連保人名單，成為綏靖清鄉之後，政府統治、控制戰 後臺灣社會的重要資訊，自新人甚至被要求成為線民、交付任務，成為政府社會監控 系統的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