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新詩百年歷程中,顧城與海子已經演變為當代記憶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文化符號,兩者都具有一些記憶的共同點,持續地影響著后來讀者的閱讀興趣,因此沒有在碎片化的信息時代中被遺忘。然而他們身處文化記憶幻象中,并逐步成為新詩消費化、娛樂化的表征。同時,由于這種被楊·阿斯曼稱之為"凝聚性結構"的象征體系的形成,使得兩者詩文本與文本之外的因素混雜在一起,從而難以分辨,影響了大眾的判斷和接受。假象的被接受不等同于深層認同。顧城與海子所形成的"凝聚性結構"亟需被整理并突破,從而贏得一種精確的闡釋。從詩歌文本的有意抬高到日常生活的神化,文學與日常生活經驗互相滲透,詩人形象被不斷演繹。以文化記憶為視角切入兩人文化記憶共同點的內部從而"去魅",有利于讀者對于兩人的認識回歸到詩歌本體層面,從而真正讓海子和顧城回歸到地平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