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庫切的經典小說《恥》中,后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非動物意外成為主人公盧里的凝視對象。與盧里從歐洲浪漫主義文學中繼承的詩化動物觀不同,這些南非動物身上被刻寫了復雜的歷史與政治話語,是和人類一樣同構的、不潔的生命物。這種人與動物他者的遭遇在小說中具有重大的倫理-政治意蘊,不僅幫助主人公重新審視自己深陷于新南非的城市與農村的生命之恥,也透過自然土地上狗的死亡與屠戮讓"同伴物種"關系作為一種新的倫理愿景得以顯形。庫切的動物生命書寫未必暗示光明前景必然到來,但經由借對南非后殖民政治和生命政治的反思,我們或許能夠以文學為舟接近那個跨越疆界和種屬的倫理-政治地平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