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新詩發展史上,魯迅為胡適《嘗試集》"刪詩"與《我的失戀》引發的"撤稿事件"是兩個端點,其間的變化象征著新文化陣營走向分化,也反映了魯迅對新詩寫作倫理建構的參與。出于對新詩發展路向上的潛在危機的高度警惕,魯迅先后將舊文人積習的殘余與青年自身的頹唐狀態視為詩的"敵人"。他在《立論》中通過對"壽詩"的改寫和解構,擺脫了與舊文類的形式相似性所造成的困擾;而他對"阿呀體"的復雜態度背后,則是在新詩批評的輿論場中建構理想的寫作倫理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