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建立的國際貨幣制度，是以IMF 體制為核心的金匯兌本位制，這
一制度的缺陷到了1960年代後期逐漸暴露出來。最先是國際流動能力的供給與增加不
足以配合世界貿易成長的需要，接著是固定匯率難以達成國際收支失衡的調整。因此
，IMF 體制不能不加以改革，這種改革的發展，到了1970年代終於有了具體的結果，
此即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 SERs)的產生。至於匯率制度方面的演變
，到了1973年以後，固定匯率也普遍地被浮動匯率所替代。
事實上，以增加國際流動能力為目標的國際貨幣改革已有很久的歷史。有關創造國際
流動能力的構想，可以分為兩大類型，一為「商品貨幣」(commodity monies)的創造
一為「信用貨幣」(credit monies) 的創造。
第一類型的構想，遠的可以溯及一百年前的W.Stanley Jevons〔7 〕，近的可以提到
1960年代中期的Albert G. Hart, Nicolas Kaldor及Jan Tinbergen 等人〔6 〕。根
據Hart等人的構想，貨幣應該包括可以換取具市場性且可儲藏的商品之IOU''s 在內。
如此，IMF 成為國際平準機構，在世界市場上買賣個別商品。芝加哥大學的Milton
Friedman教授亦曾提此這方面的分析〔3 〕。
上述的IOU''s 事實上是指「商品準備通貨」(commodity reserve currency)。但是，
主張發行這種通貨以增加國際流動能力者，遠不如主張黃金價格一律提高者多。提高
黃金價格的主張以法國經濟學家Jacques Rveff 為最有名，而在1960年代，此種的呼
聲甚囂塵上，可是時至1970年SDR 第一次發行為止，提高金價的主張迄未實現。
以創造信用貨幣的方式去增加國際流動能力的構想，也有很長的歷史。而事實上，某
種形式的國際信用之擴充，在1950年代及1960年代均已出現，例如一般借款協定(Gen
eral Agreement to Borrow; GAB)、IMF 增資及通貨互換(swap)等。進入1970年代以
後，國際流動能力不足的憂慮雖被過剩的憂慮所取代，但在1978年11月1 日美國總統
卡特(Gimmy Carter)宣布的美兀元保衛方案中，仍在強化通貨互換措施的運用。
Xenophon Zolotas〔21〕及Friedrich A. Lutz〔9〕曾於1960年代初期提出適度增加
國際流動能力的其他構想，他們主張擴大準備通貨的種類。但因這種主張的實現欠缺
客觀上的條件，所以S. Posthuma 建議以黃金及準備通貨的固定比例之組合來清算國
際收支的逆差〔16〕。Porthuma這種「集合準備資產」(composite reserve asset)
的構想，已具今日由16種通貨組合表示其價值的SDR 之雛形。
另有一種透過使用信用貨幣的方式來增君國際流動能力的構想，這牽涉到創造準備資
產的問題。這種類型的構想，可以回溯到1944年的凱因斯方案(Keynes Plan) 。Keyn
es在這方案中建議設立一個國際貨幣機構，並且賦予發行一種稱為bancors 的國際貨
幣之權力。當然，黃金仍為最終的準備中介，並且預期以bancors 來補充戰後經濟重
建時期國際流動能力之不足。再者，因為bancors 不能兌成黃金，所以須由發行機構
一國際清算聯盟(International Clearing Union)加以保證。
在戰後的經濟學者中，Robert Triffin在其所著「黃金與美元危機」(Gold and the
Dollar Crisis)一書中對Keynes的上述計劃加以修改〔20〕，主要是建議IMF 的存款
（相當於Keynes的bancors ）應予兌換黃金。Maxwell Stamp 在1963年建議由IMF 發
行「基金憑證」(Fund certificates) ，這是另外一種形式的金融資產，完全不須保
證〔19〕。在IMF 中，Edward M. Bernstein 是第一位支持「集合準備單位(Composi
te Reserve Unit)的人〔2 〕。這種CRU 應由少數工業國家集團及IMF 予以創造，並
透過與各種國家通貨的交換而進入國際貨幣制度之中。當然，各國持有CRUs之總額須
受相當限制。在1960年代早期，James W. Agell及Reginald Maudling 均曾提出類似
的國際貨幣改革方案，此在Fritz Machlup 的著作中均有詳盡的分析〔11〕。
從1963年以後，以創造準備資產為主題的各種改革方案之討論日趨積極而具體。其中
，Machlup 深入分析「鑄幣稅」(seigniorage) 及實質資源與集中創造的新準備資產
之分配問題〔12〕，並且強調新準備資產的創造與額外信用額度的建立之間的區別〔
13〕。同時，關於創造準備資產以後國際貨幣制度運作的問題，在經濟學界中Franco
Modigliani、Peter B. Kenen〔8 〕及Tibor Scitovsky〔18 〕等及擔任政府高級職
位的Valery Giscard d''Estaing〔4 〕及Robert V.Roosa等均有精闢的構想提出。
1967年9 月IMF 在巴西首都里約熱內盧(Rio de Ganeiro)開過理事年會之後，有關國
際新準備資產的創造已向SDR 之路邁進。這種發展則與金匯兌本位制之崩潰及美元本
位制之變質有關。至於未來是否能夠建立SDR 本位制當然尚在未定之天。
事實上，在1972年以前，SDR 這種國際準備資產「設計」極不完善。在1970-72 年間
所分配的SDR 在形式上仍與黃金聯繫，可以說是黃金與美元結婚所生的混生兒，分別
具有黃金與美元的一些特徵。將來SDR 的發展是要替代黃金還是美元？這是一個值得
探討的主題。Robert Z. Alber〔1〕及Harry N. Goldstein〔5 〕對此有所涉及，並
對SDR 的屬性及其對於準備中介之信心的影響展開論爭。尤其是自1971年8 月黃金官
價消失之後，這種論爭更趨熱烈。
上述的發展漸漸產生一種見解，認為「集合準備資產」的創造有助於各國準備的兌換
價值之相對穩定。同時，各國貨幣當局在面臨新的環境之下，更深刻地體認到必須建
立一種新的國際貨幣秩序以替代搖搖欲墬的布里敦森林體制。第一個「集合準備資產
」的公式是由Giovanni Magnifico、John Williamson 〔14〕及James E. Meade〔15
〕於1972-73 年間提出，其目的在於替歐洲共同市場設計「歐洲通貨單位」(Europea
n Currency Unit)。9173年以後，由於史密松寧協定(Smithsonian Agreement) 之夭
折及浮動匯率制度之拲遍實施，在IMF 之內，集合方式的SDR 之設計工作加速進行。
1973年9 月，IMF 提出「改革大綱」(Outline of Reform) ，建議在將來對SDR 的特
徵另行設計。到了1974年，負責國際貨幣制度及有關問題之改革的二十國委員會(Com
mittee of Twenty) 對理事會提出報告，建議改以一籃通貨(a basket of
currencies) 為基礎來表示SDR 的價值。在這一籃通貨中，美元所佔的比重高達三分
之一，故就某種程度而言，與黃金聯繫的SDR 已由美元聯繫的SDR 所取代。與此同時
，在國際金融的領域中，黃金非貨幣化的過程也已接近實現的階段。
SDR 的創造是國際貨幣改革方面一個偉大的進展。SDR 的創造原是基於解決國際流動
能力問題而發動。一旦SDR 本位制澈底建立起來，則其創造與消滅難免會使國際流動
能力發生快速的擴張與收縮，以致引起通貨膨脹或經濟衰退的後果。這是相當值得憂
慮的問題，仍然有待各國貨幣當局及國際金融專家繼續努力，謀求解決。
當前的世界，距離SDR 本位制的全面建立仍極遙遠，因在這個過渡時期，仍有許多困
難尚末解決，以致形成SDR 本位制建立的瓶頸。此一瓶頸如果不能有效突破，未來的
國際貨幣制度也有發展為若干區域性通貨圈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