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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名:北魏修史事業與《水經注》的形成
作者:陳識仁
作者(外文):Shih-jen Chen
校院名稱:國立臺灣大學
系所名稱:歷史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逯耀東
學位類別:博士
出版日期:1999
主題關鍵詞:北魏修史事業修史制度崔浩國史之獄酈道元水經注形成背景撰寫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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酈道元所撰的《水經注》,在中國學術史上享有幾項殊榮,包括總結隋唐以前地學成就、保存許多今已佚失典籍的片斷資料,以及豐富的地理資料總集等幾方面。但是關於酈道元本人,今天所能夠知道的實在很少,與其四十卷帙的著作比較起來,並不相稱。至於他撰《水經注》的動機與目的為何,是個值得探究的問題。
酈道元在《水經注》的序裡頭,大致上提供了一些或可解答的蛛絲馬跡:
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志》其所錄,簡而不周,《尚書》、《本紀》與《職方》俱略,都賦所述,裁不宣意,《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旁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其宣導者矣。今尋圖訪賾者,極聆州域之說,而涉土遊方者,寡能達其津照,縱彷彿前聞,不能不猶深屏營也。余少無尋山之趣,長違問津之性,……竊以多暇,空傾歲月,輒述《水經》,布廣前文。……脈其枝流之吐納,診其況路之所躔,訪瀆搜渠,緝而綴之。經有繆誤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載,非經水常源者,不在記注之限。但綿古芒昧,華戎代襲,郭邑空貨,川流戕改,殊名異目,世乃不同,川渠隱顯,書圖自負,或亂流而攝詭號,或直絕而生通稱,枉渚交奇,洄湍決澓,躔絡枝煩,條貫系夥。十二經通,尚或難言,輕流細漾,固難辯究,正可自獻逕見之心,備陳輿徒之說,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所以撰證本《經》,附其枝要者,庶備忘誤之私,求其尋省之易耳。
酈道元在序中所說的,主要是他對前此的地理書籍記載互有出入、「各言其志」的情形感到不滿,以及他注《水經》的方法準則。最後說道「所以撰證本《經》,附其枝要者,庶備忘誤之私,求其尋省之易」,彷彿撰書目的只是聊備自己參考,省去翻檢書籍之煩而已。
但是,實在很難想像酈氏大違「少無尋山之趣、長違問津之性」的個性,常常在公私之便游歷各地,又以目見親聞的證據駁斥典籍之誤。而這般花費極大工夫,利用目驗與考校典籍等方法所撰的書,只是為了成就一份近似今日「備忘錄」式的個人手冊。如果真是如此,那麼《水經注》久享之盛名,真是言過其實了。因此,在閱讀北魏相關資料後,認為酈氏撰書之背後,有著更重要的動機與目的,這一切必須從北魏史學的角度入手,以及從酈氏生平事蹟與北魏政局的互動中加以觀察,或許能有一些新見。本文之主旨,亦在嘗試提出一些解答。
一、遠因──北魏史學的消極面:從制度到國史之獄
北魏史學成果不佳,從《魏書》對史臣的評語可見端倪,其因可從制度面與崔浩「國史之獄」的影響中尋得。
北魏一朝的修史事業,始終集中在修撰本朝歷史,並沒有修前代史的紀錄。雖然北魏修史機構的建立,有著作省與集書省官負責修國史與起居注之制,但是史職以他官兼領的情形普遍存在,造成「侍官兩兼、載述致闕」(李彪語)的弊病。
至於北魏前期的「國史之獄」,更嚴重影響後繼史臣的心理。例如崔鴻撰《十六國春秋》,卻因「其書與國初相涉」、「恐識者責之」而遲遲不敢刊行。北齊魏收總結魏史之際,高洋「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一句話,不僅赤裸裸呈現統治者的暴力性,更說明「國史之獄」的陰霾始終籠罩史臣的心中。
《水經注》裡收錄一方崔浩寫就的碑頌,卻說碑陰「新鏤」李孝伯等人的名字──崔浩死後的政壇要人;又紀錄了太武帝崇信道教,在平城築起道觀,卻於太平真君十一年撤毀一事──崔浩「國史之獄」被誅之年。為何數十年後撰《水經注》的酈道元,在提到崔浩案時,似乎還是用隱諱的筆法?是否「國史之獄」的影響程度已擴及與史學較不相關的領域?
二、背景──酈氏與北魏史臣:從入仕到宦遊網絡的建立
酈道元因史臣李彪賞識而開啟仕途,歷官三階段分別從中央到地方,再從地方回到中央。在中央任官期間,酈道元透過李彪而接觸不少史臣,建立起宦遊網絡,從這個網絡當中,酈氏極可能也興起對史學的興趣。
李彪在北魏時代,無疑是一位異士,當史臣普遍以消極心態兼任史職時,李彪卻在免官後執意於修史之事,絲毫未有韓顯宗、崔鴻諸輩的畏懼之色。雖然未竟全功,卻立下北魏國史以紀傳表志區目的汗馬功勞,縱使幾十年後總結魏史的魏收,也仍感念他所奠定的基礎。
李彪個性剛直,不畏豪右,一生任職憲臺兼史臣,因欣賞酈道元執法清刻而拔擢任用。而酈氏仕宦前後兩任御史之職,確實也是終其一生不懼權豪。任何人都不可能脫離他所生存時代的影響,酈道元與李彪臭味相投,在修史志業上,酈道元不無受李彪及其宦遊友朋影響的可能。只是,酈道元選擇的的不是修撰史書,而是注《水經》──一種史學附庸的地學書籍。
三、條件──地學與典籍:從實用地理到資料基礎
《水經注》這部徵引豐富的地理書籍,必有其條件才得以成此盛名,而酈道元選擇《水經》為撰注對象,也有其地學上的傳承。
中國古代地學,始終因實用的價值大過於學術性,歷來多附驥於其他學科,特別是在史學之下而未能獨立。雖然如此,魏晉以後的地學著作,也史學一樣,在經學式微、個人意識覺醒的時代,展現出多樣且活潑的著作形式。特別是方志,與史學「耆舊傳」一般,都是以地方性為寫作主體的著作,「耆舊傳」是以人為主體,而方志則是以地理空間為主體。至於《水經注》,在形式上承繼《山海經》、《禹貢》、《史記‧河渠書》與《漢書‧溝洫志》等的山水地理,但在內容上又有所創新,舉凡歷史、物產、軍事、災害、行政沿革、域外地理、人工設施等,都成為酈道元注《水經》的內容。
此豐富內容的前提,就是依據大量的圖籍,特別是酈道元從未涉足南方,典籍記載是他最先接觸的對象。北魏的圖籍收藏分為官私兩大方面,官方的藏書量一直沒有較明確的數據,但私人動輒以千萬卷計的數量,是相當可觀的。不論官私,書籍的流傳大都藉由交聘、互市或非法的途徑進行,魏收、邢卲二人互指抄襲南朝文章的事例,正說明書籍流通的情形。
酈道元「歷覽奇書」,不僅透過史臣而得以閱覽官方藏書,親自到過平城的國家圖籍收藏中心──白臺,也因宦遊的朋友而得以借閱書籍。大量的閱讀典籍後,發現記載彼此歧異,起而注《水經》,後來更利用官私之暇,以親臨目驗的方式駁斥典籍的錯誤。但不論如何,大量而豐富的官私藏書,總是酈道元注《水經》的基礎。
四、動機──太和改革及其以後:從治國藍圖到以待來者
酈道元入仕之初,太和改革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孝文帝隨之而來的一連串軍事南伐,正顯現出強烈企圖心,正值青壯年的酈道元自然也感受到時代的新氣氛。
然則孝文帝死後,帝國氣象很快就改變,政局也日益敗壞。宣武帝時代尚能保持若干太和之風,此時的酈道元則是歷任地方官,從郡太守到州刺史,從河北平原的冀州,到南境的東荊州,都有他的足跡。地理知識的累積與遊歷的經驗,就奠基在這段期間,也成為日後注《水經》的材料。酈氏地理方面的長才,逐漸被中央所賞視,分別派其主持蠻人內附諸地設置郡縣事宜,以及北方六鎮廢鎮立州郡等事。
酈道元第二次免官後,利用長期的閑暇,動筆撰注《水經》;此時北魏剛由孝明帝繼位,實際上則是靈太后掌權、權臣干政。酈氏憑藉豐富圖籍與地理知識注《水經》,不僅以漢代的疆域作為撰注的範圍,更在書中加強軍事地理、沿革地理與水利工程方面的記載。是否酈氏除了對傳統地理典籍外,也對現實政局感到同樣不滿?然則,典籍有誤可以訂正,朝政衰敗他卻是無能為力的,除了在御史中尉的職位上秉持執法清刻的本性,繼續糾察百官之外,或許只能退而藉筆著述,透過地理的描繪,勾勒帝國的治國藍圖。至於能否為當政者所用,或者只能以待來者,酈氏大概也沒什麼太大的把握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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