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全民健康保險實施以來，保險收入的成長率不過 4--5 %、保險支出的成長率卻高達 7--8 %，而且自 1999、2000 年開始出現健保財務的赤字。為了改善全民健保的財務狀況，有許多關於醫療成本分攤、保險給付內容等等的建議，本論文欲探討由需求面為健保財務「節流」的作法。加重被保險人的部份負擔、給予較強的成本節制誘因，可以抑制醫療需求與醫療費用，如此將減輕健保體系的成本負擔。但是，加重部份負擔擴大疾病風險的承擔，可能不利於被保險人的福利，而且全民健康納保率達 96 % 以上，任何部份負擔制度變革的影響對象將十分廣泛，對社會福利具有重要的意義。除了加重部份負擔對於醫療需求、醫療費用的影響之外，風險承擔與福利效果也是本論文欲同時探討的問題。另外，醫療儲蓄帳戶 ( Medical Savings Accounts, MSA ) 則是改變保險給付的一種方式，本論文也透過經濟分析了解醫療儲蓄帳戶的風險承擔及福利效果。
論文的第一部份討論包括定率負擔及自負額制的部份負擔設計，延伸 Feldstein 和 Gruber (1994) 的分析方法，但他們並未考慮健康狀況的改變，所以參考 Grossman (1972) 健康資本動態累積的設定。在給定不同的部份負擔制度，本文藉著代表性家戶的效用極大化行為，推算消費、醫療需求與健康狀況等變數的變動情形，醫療需求的變化可以反應社會耗費醫療資源的消長，最後計算效用水準的改變，有助於了解社會福利的變化。另外也在相同模型架構下考慮所得相異的家戶，探討部份負擔制度對社會異質家戶發生的所得重分配效果。在考慮了健康狀況對福利水準之影響後，本文發現，適當地提高定率負擔可以抑制醫療需求、有助於改善健保財務，而且減少保險的無謂損失後，雖然縮減的醫療需求可能不利於健康狀況，但健康不等同社會福利，其他消費水準對社會福利也有助益，被保險人之福利水準仍可獲得改善。
論文的第二部份著重於健康保險的風險承擔，調高部份負擔率雖然可提升資源配置效率，但同時可能加重被保險人的疾病財務風險，若欲由調高部份負擔率抑制醫療費用、以減輕健保財務的成本支出，仍不能忽略疾病風險的損害。本文設計了代表性個人疾病發生具有不確定性的兩期模型，用以描述部份負擔率與被保險人風險承擔的關聯性。調高部份負擔率的確可以有效地減少醫療需求，社會整體承擔的醫療費用顯著地降低，但本文也發現，被保險人承受的疾病風險將隨著部份負擔率提高而穩定地擴大，疾病風險不只表現在部份負擔支出，其他與福利水準相關的變數都因為疾病而具有不確定性，部份負擔率的調高會擴大被保險人決策變數的離散程度，即承擔越大的疾病風險。在本文的計算結果顯示，調高部份負擔率抑制醫療需求為健保節流的同時，必需以更大的風險承擔為代價，最適制度變革應使提升資源配置效率的獲益足以彌補風險擴大的傷害，且兩者之差距達到最大。
論文第三部份欲探討醫療儲蓄帳戶，醫療儲蓄帳戶最早實施在新加坡，因為對醫療費用有良好的控制效果、且國民健康不落後於先進國家而受到注意，台灣也有一些關於醫療儲蓄帳戶的建議方案，但目前關於醫療儲蓄帳戶的理論分析文獻仍少。本文希望探討醫療儲蓄帳戶的疾病風險承擔與福利效果，參考新加坡制度與建議方案而設計了簡化的醫療儲蓄帳戶制度，延用代表性個人疾病發生具有不確定性的兩期模型，計算醫療需求、資源配置等如何受到醫療儲蓄帳戶影響。本文發現，若限制醫療儲蓄帳戶的用途，帳戶額度的訂定成為影響醫療需求數量的關鍵，過多的強制醫療儲蓄誘發超額醫療需求、不利資源配置，過少的醫療儲蓄又使個人需自行支付大部份醫療費用、擴大風險承擔。醫療儲蓄帳戶是透過存款額度以外的超支費用全額自付，提供成本節制的誘因、並減輕道德冒險，同時由於存款額度對支付醫療費用有所保障，個人並未直接面對所有疾病風險，提供類似健康保險減輕風險承擔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