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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名:北宋文會與宋型文學藝術的關係──以三大文人群體為討論核心
作者:高顯瑩
作者(外文):KAO, SHINING
校院名稱:佛光大學
系所名稱: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
指導教授:蕭麗華
學位類別:博士
出版日期:2016
主題關鍵詞:文會歐陽修蘇軾文人畫宋型文化Literati AssociationSong Style Literature Art in Northern SongOu-yang HsiuSu 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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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藝術到了北宋,進入一段前所未有的輝煌時代,舉凡文學、繪畫、書法、瓷器、造紙、印刷、緙絲,不僅承繼前代,且後出轉精。北宋文學藝術之所以達到如此輝煌燦爛的成就,參與的人物、翻轉的經濟、普及的教育、便利的交通、倍增的人口,無一不形塑文學藝術發展的天時地利,但催生這些文藝最重要的關鍵因素為何?一直是我思索的問題。
歷經唐末五代的動盪與戰亂,北宋的文藝從前代沈寂中復興,在極短的數十年間,從承繼中創新,締造文學藝術的空前成就,在文學上有散文復興的古文運動,詩詞也在宋代展現不一樣的風貌,歐陽修的《集古錄題跋》帶動後世金石學之風、蘇軾與文同的湖州畫派開文人畫之先河,李公麟以繪畫展現文士會意在言外的情境,而當時文人對硯的品評、飲茶、插花、焚香等生活品味與瓷器、緙絲等器物製作的技藝和美感,無一不在北宋有了新的發展、新的樣貌、新的境界,這些文官們,究竟以何種方式,讓文學藝術,得以在中華文化中老幹發新枝,並枝葉茂盛?
綜觀一切文化發展脈絡總是有跡可循,而人是一切文化活動的主角,是串起文化藝術發展脈絡的核心單位,但一個人是無法推動整個時代文化藝術變動的巨輪,只是我們常常看見結果,卻忽略了過程中那股水到渠成的脈絡。
從宋代繪畫、書帖、題跋、書信與文學作品中,透露北宋文人們彼此透過集會和交遊,讓文學藝術形成時尚風氣,而其中最重要過程,莫過於「文人聚會和交流」,特別是以歐陽修、蘇軾為主的文官集團,藉由交流唱和,讓文官跳脫皇帝的附庸,將文學文化的選擇權掌握在自己的手裡,摻柔各自宏遠的學識,激盪出真知卓見的論述,並且付諸實行,換句話說,在北宋特有的時空環境下,這些文官的互動,讓北宋走出前代的成就,在知識經濟的沃土中,開出一朵朵歸真返樸、撼動人心的花團錦簇,於是,在北宋文學藝術中大量出現的琴、棋、書、畫、筆墨、紙、硯等,成了文人們表達的心智極為普遍的載體,歐陽修的《集古錄題跋》,是一本石碑拓本,其中表達了文與德並重主張,米芾的《硯史》系統性透過探究硯的質地,歸納出對硯的品評標準,這些成就,都讓我思索北宋文官是透過何種方式,淬煉出北宋文學藝術的瑰麗。
北宋建國以來,崇文抑武,文人受到極大尊重,獲得寬廣的發展空間,其結果,就是對文學藝術的增進帶來正面的力量,但文學藝術的躍升並非一蹴可幾,包括國家的治國理念和政策,大時代的經濟水準,還有前人累積豐盛的文化資產,這些在前行學者的論述中,多有觸及,但我認為在這其中還欠缺詳述的,正是文學藝術孕育的過程,也就是這些文士交往聚會、文采激盪的內容,誠如宋徽宗的《文會圖》與李公麟的《山莊圖》所描繪的內容,正是當時文人們一場場有主題性的聚會,他們或松下品茶論畫、或臨流彈琴賦詩,每一場聚會,都有相當豐富的作品產出,佐以當時印刷、傳唱等快速傳播,對當時文學藝術起了不小的推動力量,更造就一代璀璨文風。
當然,文官集會是有其時空背景因素,北宋立國以來,從「崇文抑武」的治國理念發展出對文官的重視與支持,給與文官較大的發展空間,科舉制度的大量取士,增加了文人的數量,讓文學藝術有了大量優秀的創作者,並得以推升而蔚為風潮;北宋經濟日益轉好,社會逐步安定,給了文學藝術創作穩固的基石;北宋在科技發展的精益求精,讓工藝得以表現更加精緻化。從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架構起的歷史大舞台,讓北宋文學藝術得以精彩上演。
本論文嘗試以「群體傳記學」的方法,從人際關係的網絡,探究文官集團對文學藝術發展所產生的影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向來是文學藝術發展重要的因素,佐以證據,聚焦在當時在文學藝術領域中具有開創性、代表性的項目,可以更清楚事情發展脈絡,在北宋文人與文學藝術的研究領域中,找到一新的研究方向。茲就各章研究內容說明如下:
首論「研究動機和目的」。北宋文學藝術發展多元而精彩,無論從文學、繪畫、瓷器、緙絲等等,都有翻轉前代、迭創高峰之成就,吸引不少學者致力其中,成就精彩紛呈,其中,在詩文唱和、繪畫題跋與書信往來中,呈現其對文學藝術形成推動力量,特別是在文官聚會中,志同道合者多有對文學、藝術品評鑑賞的論述,甚至有著作刊行,由於北宋文官在身份上多兼有文學家、史學家、藝術家等多重身份,在生活中對工藝也有廣泛的興趣,並且在僚友交遊互動中,激發各式創作,不禁思索,是否從這些重要文官圈互動中,找出文學藝術薈萃精進的進程,進而產生研究動機:探究這些文官聚會與北宋文學藝術臻於極致的關係,希望達到發掘北宋文學藝術壯盛發展因素的目的。
次談「研究範圍」。本論文在研究的時代斷線上,以北宋為主;在人物擷取上,以歐陽修、蘇軾等文學盟主為主,旁及歐、蘇僚友,在內容上,以詩文為核心,旁及史學資料、科舉考試、社會經濟,在藝術上以金石學、紙、硯、繪畫、飲茶、焚香、瓷器等為重要項目。
文會雖然前代有之,然北宋文會自有其形成背景:北宋文會始自宮廷,皇帝主導的觀書宴、賞花釣魚宴等等,都有其舉辦意義與目的,錢惟演等人因編書而形成的文官集團,是北宋文會的先聲,之後,錢惟演在洛陽網羅了文壇盟主歐陽修,才演繹出北宋浩浩蕩蕩的文會活動。有趣的是,歐陽修除參與錢惟演集團,也自組「七交」、「八老」,這些是有固定的文會組織,另外,除了有會名之外,歐陽修也有沒有會名的文官集會活動,而集會形式也不一定見面,透過文章、繪畫、書信、史料與前行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這些文會對北宋文學藝術的推進,具有實質貢獻。
在「文獻探討」方面。本研究主要從《宋史》、《玉海》、《宋會要輯稿》中,考察北宋皇室舉辦邀集眾多文官參與的觀書宴、賞花釣魚宴等等雅會,內容除了觀賞之外,參與的文官還必須賦詩應和,這對日後文官集團之間的組會形式與文會內容,具有啟迪作用;繪畫方面,北宋有幾幅重要的文會圖:《太清觀書》、《西園雅集》、《李龍眠山莊圖》、《文會圖》,都是當時對文會活動的描寫,《太清觀書》是《景德四圖》第四幅,為宋真宗景德四年三月舉辦的一場皇家觀書宴;李公麟《西園雅集》記錄北宋王詵邀請蘇軾、黃庭堅、秦觀等十六人至其家中「西園」雅聚;李公麟所畫另一幅《李龍眠山莊圖》,則是描繪其邀好友蘇軾等人至所居山莊遊玩、賞畫聽濤等活動,蘇轍並曾為其地景作詩二十首;宋徽宗《文會圖》是另一場宮廷宴,相較於《太清觀書》,顯然更具有文士雅聚氛圍。
文章方面,歐陽修〈醉翁亭記〉寫他與賓客同遊滁州琅琊山的快樂,為文會提供一個清楚的面貌;詩作方面,《西崑酬唱集》啟文會唱和之前奏,歐陽修於洛陽組「七交」、「八老」文官團體的唱和詩,奠定日後在汴京推動古文運動的情誼,蘇軾的唱和詩更高達484筆,連結了他與當朝重要僚友的互動。
前行學者從浩瀚資料中,論證了宋型文化的產生與特徵,對我聚焦在文會與北宋文學藝術的關係,給予相當大的支撐,而如此豐富的詩文圖畫資料與前行學者的研究成果,也必須取擇有度,所以,在研究方法上,採用「群體傳記學」,從人際關係網路的視角,探究文官彼此交遊雅會對宋型文學藝術發展所帶來的影響!
The Song Dynasty was a golden age for Chinese fine arts. For example in the areas of literature, painting, calligraphy, porcelain, papermaking, printing, and tapestry making, artisans not only mastered the techniques they inherited from earlier generations, but added their own refinements. The quality of the participating artisans, the fluctuation of the economy, the ubiquity of education, the convenience of transportation, and the swelling of the population, all these created a perfect environment for the new heights of achievement in the fine arts reached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But which of these catalysts was the most vital? This is the question which has caused me to ruminate endlessly.
After the chaos and struggle of the end of the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period, the fine arts blossomed again in the Northern Song after this period of stagnation, and by employing old methods, artisans gained the tools to innovate, achieving never before seen results. In the arena of literature, the revival of the genre of sanwen (prose) was an ongoing chapter of the ancient literature movement. Poetry also changed vastly during this period. Ou-yang Hsiu, Colophon to Catalogue of Antiquities, was the catalyst for the new scholarly movement of epigraphy. Added to the new style of the Hu Zhou painting school led by Su Shi and Wen T’ung, Li Gonglin’s attempt to show through visual representation that a literati’s real knowledge was outside written language, in addition to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i connoisseurship of intimate art reviews, tea ceremonies, flower arrangements, incense burners, and a devotion to the aesthetics and techniques of creating ceramics and tapestries—these were all new realms of exploration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How and in what ways did these literati breathe new life into the Chinese fine arts, allowing them to blossom anew?
Through a survey of societ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period, there are clues to be found, and humans are of course the main players in cultural activities. Thus this thesis employs the theories of prosopography, to discuss the ways in which Northern Song literati used gatherings and friendly meetings in order to make the creation of fine art popular again, especially those literati groups centered around Ou-yang Hsiu and Su Shi. Chinese literati were able to escape the moniker of the “Emperor’s Appendages,” to grasp the power of creative choi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culture, mixed the vastness of their own scholarly knowledge, leading to the Northern Song golden age of fine arts. Through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fine arts and literature, and their creative ways to improve upon them, these literati have bequeathed upon today’s artists and enthusiasts the tools of innovation, to shape the literature and artistic world of the future.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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