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永樂十二年(1414)十一月,明成祖(1360-1424)下詔纂修《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至永樂十三年(1415)九月纂修完成。《四書大全》除了在明代科舉產生影響外,就纂修的內容來說,實則是宋、元以來朱子《四書》學的成果,由此以見明代初期的學術繼承面向。事實上,《四書大全》一開始並非為科舉而纂修,從纂修的內容來說,其學術特色反而成為焦點,因此本文藉由各章的主題,從道統與治統的衝突對話、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定本爭議的思索、孔子之道的理解、朱熹格物、致知工夫的運用等面向的討論,考察《四書大全》一書經由纂修儒臣的安排,所呈現的學術價值意義。
整體而言,《四書大全》雖是透過治統之力來纂修,但其學術內容仍保有程、朱之學的內涵。《四書大全》以《四書輯釋》為主要纂修底本,顯示纂修儒臣對於材料的選擇,確實眼光獨到,而非清人所批判的草率行事。然而,《四書大全》雖藉由官方之力而定於一尊,但對於朱注定本文字的爭論,卻無法有效地解決。不過,透過元儒的詮解,則可以看出南宋末年以來的朱子《四書》學發展面向,相關詮解確實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同時,纂修儒臣以經學「經─注─疏」的體例置入諸儒之說,從中亦能見得諸儒說解對於朱子《四書》義理的細節思索。而修身成德之學必然涉及工夫進路的討論,因此本文最末考察在纂修儒臣的安排下,諸儒之說如何理解與運用朱熹格物、致知的工夫。諸儒對於朱熹格物、致知工夫的運用,不單只是就《大學》八目的脈絡立論,而是將之套用在《四書》修身為學的工夫上。透過諸儒之說的闡發以及明成祖頒行天下之力,格物、致知工夫對明代儒者的學問養成,具有相當大的影響,由此以見朱子《四書》學、《四書大全》的學術價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