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大法官的解憲實務逐漸採用「價值秩序」或是類似概念，作為憲法論證的理據，本文嘗試以比較憲法的研究模式來探討此概念，分析該概念在我國以及德國憲法實務的使用方式，並檢討其背後所蘊含的憲法學理問題。本文發現，我國大法官的釋塞見解中，對此概鉣有三種用法：將基本權利視為價值體系；以價值體系來詮釋特定的憲法條文；將憲法的整體解釋為價值體系。私憲法或是憲法條文「價值體系化」之後，並以此為進一步憲法論證的基礎與出發點。德國憲法實務引進價值秩序概念已近半世紀，一開始是為了發展「防衛性民主」的理論基礎－「受價值拘束的憲法秩序」，其後其著重將基本權利定性為價值秩序，並依此展開基本權利客觀面向，憲法的「價值秩序化」是為了解決憲法論證的問題所選擇的方法，「價值秩序」概念具有濃厚的工具性。「價值秩序」概念提出後在德國遭致來自法學方法論的、基於基本權利保障的、與基於憲法權力分立原則的批評，就此，本文指出採用「價值秩序」的概念，並沒有批評者主張的種種缺點。本文並分析該概念與憲法解釋的關係，指出「價值秩序」概念的使用與「結果考量」的解釋方法緊密相關，「價值秩序」概念僅作為推論形式，但是實質論證則要藉由「結果考量」來建立。最後，本文建議大法官審慎使用「價值秩序」的概念，為了避免憲法論證的空洞化，應加強實質的說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