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在抗戰初期就淪陷，地方眾多游擊隊趁機在權力真空地帶興起，成為國府在敵後戰場的重要抗戰力量。共軍則趁機東進，打算在此敵後戰場建立自己的抗日根據地。 起初國府是此敵後戰場的領導力量，但這些龐雜游擊隊戰力與紀律不佳，通常只能在家鄉活動，也難以抵擋逐漸壯大共軍的滲透與武力併吞。所以國府為了統一指揮敵後武力，以便支援正面戰場抗戰戰事與壓制中共發展，1938年年中以後任命鹿鍾麟擔任河北敵後戰場領導人，以便前進冀南建立游擊根據地，並調派戰力較好的國軍潛入協助。但共軍也擴展為讓國府與日軍無法忽視的力量，所以鹿不僅難以指揮一盤散沙的國府武力，也難以調動共軍，在複雜的國共關係上也要依中央指示。 國府中央對中共的和戰立場方面，起初令鹿與共軍協調抗戰大業，並加派國軍進入，仍無法防止共軍藉打擊國府武力的擴張行動。此後，中央在政治上雖主張對中共採取強硬政策，軍事行動仍限制國軍的反共行動，使得國府武力在國共軍事衝突中經常處於被動劣勢。加上日軍掃蕩國軍，造成國軍與日軍、共軍三方混戰過程中，不僅成為日軍主要攻擊目標，也因此損失嚴重後，被共軍趁機攻擊，因而無法立足冀南而被迫撤離。而缺乏國軍奧援的游擊隊，即使不是日軍掃蕩重點，已難以抵抗茁壯共軍的武力併吞，使得1940年以後國府武力在冀南大幅衰退。 相對於國軍在河北敵後戰場衰退，共軍採取積極主動的開疆闢土目標。於是，抗戰初期東進河北敵後的少數共軍，配合敵後中共系統的地方武力，兼用統戰與赤色恐怖等胡蘿蔔與棍棒雙管齊下措施，並藉日軍削弱國府武力的機會，成功打擊不論是否抗戰，但不一定反共的其他武力，因而逐漸控制河北省廣大鄉村的抗戰勢力，河北省敵後戰場就成為堅持不撤離的共軍所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