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新法，近世學者多強調其社會政策的意義，具有摧抑兼併的功效，然而究其實際，新法的目標，是以社會政策而兼收財政政策的效果。在施行的過程中，不免以財政的考慮為先，使得實行的結果與原初立法的理想頗有差距。本文的目的在於：第一，重建有關市易法的史實，包括其形成、頒布與施行的過程，及其演變為南宋時期各地城市普遍設置的公營當鋪之經過。第二，以此一史實為基礎，申明市易法立法原意與施行實況的距離。實證市易法的施行，表現為財政政策而非社會政策。市易法實施，急於以息入作為政策目標，市易組織與經營範圍均迅速擴大，表現出強烈的財政色彩。安石對於主持市易的呂嘉問堅定的支持，運用政治壓力，釀成市易之獄，使批評者遭受打擊。到元豐末年，在經營範圍上，市易務已不限於京師，而是構成一個全國性的市易經營網。在經營方式上，市易務從商業協調者的角色，一躍而為經營者，而且經營者的角色不斷膨脹。在經營精神上，財政政策充分暴露。元祐年間市易法與其他新法一同廢罷。紹聖以後，市易法各項內容一一復行，直到北宋滅亡為止。南宋建立，曾經明令廢止市易法，但是財政上的需要卻使免行錢一度復徵，市易務和平準務也一度復設，而抵當庫則亙南宋全期始終存在，並且更為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