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因素」在中共外交政策中不是長期的重要因素，然而時常在關鍵時刻扮演「消極阻擋者」的角色。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從五○年代到七○年代，中共與社會主義國家沒有「臺灣因素」問題，但在美國的主導下，「臺灣因素」是中共與自由民主國家之間主要的障礙，成功地扮演了圍堵政策中重要的環節；七○年代到八○年代美國的國家戰略改變了，「臺灣因素」在美國的戰略中被重新評估，這一時期「臺灣因素」在中共的外交政策中只是偶爾成為與其他國家的摩擦劑；換言之，也是中共對自由民主國家外交政策中比較不在意「臺灣因素」的時期；八○年代末九○年代初，國際形勢巨變，冷戰的兩極體系解體，新的多極中心逐漸形成，而中共在多極中是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又是中國人的國家。對西方世界而言，似乎不是他們所樂見的，「臺灣因素」的潛在性戰略價值被重新加以評估，於是「臺灣因素」再度成為美國制衡中共的「外交牌」之一，而且伴隨著臺灣內政的變化，「臺灣因素」的自主性也不斷增加。換言之，在可預見的未來，「臺灣因素」將一直是中共外交政策中週期性的衝突劑。 對中共而言，「臺灣因素」是原則問題，一般沒有彈性可言，但是從中共處理「臺灣因素」的方式來看，並不是完全一致的。對大國如美國，中型國家和一般小國的態度和作法都不相同，同時這些國家也逐步覺悟可以以逆向操作的方式使中共作某些讓步，加之臺灣自主性的提高，這就促使中共有意儘早將臺灣因素「國內化」。 在此種情況下臺灣如何自處，才能不危及自身而能充分發揮自主性週遊大國之間，便是臺灣必須深思的生存之道。

Although the Taiwan factor does not always determine Chinese external relations, it is none the less a constraint that all foreign policy leaders in China must face constantly. Providing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China's Taiwan polic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hinese way of managing the Taiwan factor and accordingly, infers the Chinese style of handling foreign policy issues involving principles in gener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