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五行志》旨在纂合董仲舒、京房、劉向、劉歆諸人的災異學著作,建立起一個新的儒學災異論體系,其中尤以向、歆父子所纂的兩部《洪范五行傳論》最為班固所倚重。不過,這兩部《傳論》所據《洪范五行傳》版本存在重要差異,而向、歆父子對于多種災異現象的定性亦復不同。《漢書·五行志》在纂合二書時,以劉向《洪范五行傳論》作為其陳述五行學理論的主要依據,而以劉歆《洪范五行傳論》作為其災異事例分類的主要依據。這種編纂方式使得《漢書·五行志》的體例頗顯混亂,但通過對向、歆父子《洪范》五行學體系之異同的分析,在此基礎上觀察班固如何在二者之間加以擇取,并融合董、京及時人異說,仍可梳理出《漢書·五行志》的基本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