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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名:道德統治與因果教化:臺灣官方與民間儒教的互動(1930s-1960s)
作者:李威寰
作者(外文):Li, Wei-Huan
校院名稱:國立清華大學
系所名稱:中國文學系
指導教授:祝平次
學位類別:博士
出版日期:2021
主題關鍵詞:臺灣儒教黃贊鈞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孔孟學會人海回瀾正言Taiwanese ConfucianismHuang ZanjunBasic Readings in Chinese CultureConfucius-Mencius SocietyRenhai HuilanZheng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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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臺灣有關儒教的論述立場分成兩大類型。第一種類型,是「官方」認可的儒教,由掌握國家統治權力與文教政策的官員、學者為代表;第二種類型,是流行於「民間」的儒教,由沒有統治權力的基層士紳、文人,與一般民眾共同信守、發展而成。從內涵層面觀察,這兩種儒教最大的差異,在於對儒教的「宗教」性質的態度;官方的立場傾向排斥,民間立場則盡力擁護。本文認為,臺灣儒教發展史的其中一種重要面相,就是官方與民間儒教兩種群體各自發展,卻也不斷互相影響的過程。這種發展的歷史結構,可以上溯到清領時期官方的科舉、廟學制度,與民間的文昌、鸞教信仰的互動;並持續形塑於日治時期,日人的「同化」政策,與鸞堂發展勃興、孔廟民間化的關係中。戰後,日人離開臺灣,取而代之的民國政府,為臺灣的民間儒者帶來了以國族主義為基底的現代轉型壓力;本文以高中「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國文、公民、歷史等課程,與孔孟學會發表的論述,代表此時期官方儒教的立場;又以跨越日治與戰後時期的北臺民間儒者──黃贊鈞、施教堂等人的出版事業,代表此時期民間儒教的活動與論述。本文主要的研究議題,就是臺灣的民間儒者如何在一九三○到六○年代,與跨越政權變化的不同官方儒教互相折衝或整合。本文最重要的論點是:無論是日人或民國政府,都利用其體制性權力,透過學校教育促使民眾認可官方的儒教觀,並排斥民間的儒教觀;另一方面,臺灣的民間儒者雖然面臨官方壓力,卻始終不放棄自身的「宗教」信念。為了這個堅持,民間儒者或者擴大社會網絡連結,或者對官方的意識型態虛與委蛇,但也都持續保持一個合作協力的態度,以減輕官方的壓迫。最後,從文教政策對整體儒教活動的影響來看,1967年「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發起,可以被視為臺灣儒教發展史的另一個轉型階段的開始。本文的論點與發現,辨明儒教活動在臺灣文化史上的價值──即使脫離了科舉制度,邁進現代化社會,以「儒」為標籤的道德論述仍持續與政治意識型態、倫理觀、宗教信仰等環節緊密連動。其次,無論從儒教文化圈的視角,或是從儒教思想史的視角來看,本文都能貢獻一個具體實例,來說明「儒」的多元性:一方面,「儒教」在不同地域、不同情境中,確實可能發展出互有異同的制度與生活;另一方面,「儒教」在不同身分、不同社會地位的儒者身上中,其內涵可能會有相當大的差異,這是我們談論「儒」的時候,不能忽略的事實。
This thesis categorizes Confucianism in Taiwan between the 1930s and 1960s into two major types and studi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The first type is official Confucianism, whose promoters were for the most part officials and scholars who not only controlled state administrative power, but were also responsible for implementing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policies. The second type is folk Confucianism, which was supported by the grassroots gentry,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mmon people. The mo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Confucian types lies in their attitudes toward the “religious” nature of Confucianism. The official position tended to condemn religion, while the folk position more often than not supported it. This distinction seems simple in conceptualization; however, the historical context was complicated because of the frequent change of governments in modern Taiwanese history. Whenever there was a change in the ruling power, there was also a corresponding chang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fficial and folk Confucianism. While the continuity on the folk Confucian side was obvious, different political regimes promoted different aspects of Confucianism that were congruous with their policies. This thesis gives a brief surve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types of Confucianism in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ruled in Taiwan till 1895) and then turns to the period of Japanese rule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Finally, it discusses the situation regarding Confucianism with the KMT (Kuomingtang, the Nationalist Party) government after the war. Folk Confucianism was characterized by a mix of Confucian teachings concretized by worship in the Confucian temple, and the local belief in retribution and spiritual writing (luanshu 鸞書).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rule, official Confucianism accorded with Japan’s assimilation and mobilization policies. After the KMT took over, official Confucianism emphasized nationalist sentiments and modernization. Both the Japanese and the KMT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encouraged the public to accept their versions of Confucianism and reject folk Confucianism. However, despite this official pressure, Taiwanese folk Confucians never gave up their own “religious” beliefs. While cooperating with the government to promote certain elements of official Confucianism, they made efforts to expand their social network and acted diplomatically with the official ideology in an effort to avoid political oppression. This thesis gives a thick description of the unbalance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se two types of Confucianism and analyzes their different components as well as the survival strategy used within folk Confucianism. After the 1960s, the situation became even more complicated when we consider that there was also mainland folk Confucianism coming into Taiwan with the KMT government, which had deeply rooted among the masses. Moreov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induced the KMT government to launch the “Chinese Cultural Renaissance Movement” in 1967. Although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se two types of Confucianism after 1967 is beyond the scope of this thesis, it proves that this was an important issue throughout the whole of modern Taiwanese history.
一、報紙、雜誌
(一)文本分析對象
《人海回瀾》
《孔孟月刊》
《孔孟學報》
《孔孟學會通訊》
《正言》
《崇聖道德報》
《感應錄》
(二)人物背景資料來源
《中外雜誌》
《中央月刊》
《中國語文》
《中學科學教育》
《文訊》
《江西文獻》
《江蘇文獻》
《東北文獻》
《近代中國》
《革命思想》
《浙江月刊》
《國史館館刊》
《無錫鄉訊》
《傳記文學》
《漢學研究通訊》
《臺灣教育》
《歷史月刊》
(三)其他徵引報刊
《中央日報》
《中國時報》
《中華日報》
《教育雜誌》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文藝叢誌》
《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省政府公報》
《臺灣新報》
《徵信新聞報》
《總統府公報》
《聯合報》
《臨時政府公報》
二、教科書、課程標準
(一)日治時期
海後宗臣編,《日本教科書大系‧近代編‧卷三(修身三)》,東京:講談社,1962年。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修身書(兒童用)卷三》,臺北:臺灣總督府,1915年。
───,《公學校修身書(兒童用)卷三》,臺北:臺灣總督府,1929年。
───,《公學校修身書(教師用)卷二》,臺北:臺灣總督府,1928年。
───,《公學校修身書(教師用)卷三》,臺北:臺灣總督府,1915年。
───,《公學校修身書自卷一至卷四編纂趣意書》,臺北:臺灣總督府,1913年。
(二)戰後時期
毛子水等編,《高中公民(上冊)》,臺中:臺灣省政府教育廳,1955年。
───,《高中公民(上冊)》,臺北:臺灣書店,1966年。
───,《高中公民(下冊)》,臺中:臺灣省政府教育廳,1955年。
───,《高中公民(下冊)》,臺北:臺灣書店,1964年。
───,《高中公民改編本(上冊)》,臺中:臺灣省政府教育廳,1959年。
───,《高中公民改編本(下冊)》,臺中:臺灣省政府教育廳,1959年。
王明長,《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論語新編》,高雄:青年進修出版社,1957年。
古柏森、王庭楷,《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第一冊)》,臺北:大聖書局,1965年。
───,《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第一冊)》,臺北:大聖書局,1965年。
吳石仙,《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臺北:東方書店,1956年。
李曰剛,《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論語正譯》,北縣:白雲書屋,1959年。
───,《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論語正譯》,臺北:白雲書屋,1959年。
───,《師範必修‧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臺北:臺灣省教育廳,1954年。
柯樹屏、萬驪,《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第一冊)》,臺北:正中書局,1967年。
───,《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第二冊)》,臺北:正中書局,1967年。
───,《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第三冊)》,臺北:正中書局,1967年。
夏祖炎、顧詠聲、范星五,《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下冊)》,臺北:海國書局,1965年。
徐文珊,《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上冊)》,臺北:維新書局,1967年。
徐伯超,《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四書讀本》,臺中:中臺出版社,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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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修訂中學課程標準參考資料(第二輯)》,臺北:編者,1960年。
───,《教育部修訂中學課程標準參考資料(第四輯)》,臺北:編者,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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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廷以等編,《高中歷史(第一冊)》,臺中:臺灣省教育廳,1955年。
───,《高中歷史(第一冊)》,臺中:臺灣書店,1969年。
───,《高中歷史(第二冊)》,臺中:臺灣省教育廳,1955年。
陳贊昕,《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上冊)》,臺北:建中書局,1964年。
───,《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下冊)》,臺北:建中書局,1965年。
博愛出版社,《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下冊)》,臺北:編者,1966年。
馮大綸,《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第一冊)》,臺北:復興書局,1975年。
───,《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第二冊)》,臺北:復興書局,1976年。
───,《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第三冊)》,臺北:復興書局,1975年。
───,《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第一冊)》,臺中:恆學出版社,1967年。
───,《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第二冊)》,臺中:恆學出版社,1967年。
虞君質等編,《高中中國文化史(上冊)》,臺北:臺灣書店,1965年。
───,《高中中國文化史(下冊)》,臺北:臺灣書店,1965年。
潘重規等編,《高中國文(第一冊)》,臺北:臺灣省政府教育廳,1955年。
───,《高中國文(第一冊)》,臺北:臺灣書店,1966年。
───,《高中國文(第二冊)》,臺北:臺灣省政府教育廳,1956年。
───,《高中國文(第三冊)》,臺北:臺灣省政府教育廳,1956年。
───,《高中國文(第四冊)》,臺北:臺灣省政府教育廳,1955年。
───,《高中國文(第五冊)》,臺中:臺灣省政府教育廳,1955年。
───,《高中國文(第六冊)》,臺北:臺灣省政府教育廳,1955年。
三、史料、古典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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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私藏臺灣宗教資料彙編:民間信仰‧民間文化‧第一輯》第26冊,北縣: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9年。
───,《民間私藏臺灣宗教資料彙編:民間信仰‧民間文化‧第二輯》第16冊,臺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0年。
───,《民間私藏臺灣宗教資料彙編:民間信仰‧民間文化‧第二輯》第26冊,臺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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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筠雅(Cynthia J. Brokaw)著,杜正貞等譯,《功過格:明清社會的道德秩序》,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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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著,劉暉譯,《區分:判斷力的社會批判》,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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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慧敏,〈丁福保編輯出版思想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
劉晏齊,〈從救恤到「社會事業」──台灣近代社會福利制度之建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
蔡栢傑,〈『啟蒙/載道』與『東洋意識』──論日治前期台灣儒學的兩個面向〉,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年。
蔡淵洯,〈清代台灣的社會領導階層(一六八四-一八九五)〉,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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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阿勤,〈國民黨政權的文化與道德論述〉,臺北: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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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名秀,〈貞節、國家與地方社會:清代節孝祠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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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工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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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東京:湘南堂書店,1986年。
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第一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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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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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臺灣日日新報﹝YUMANI﹞新版含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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