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史家論述經學之發展，目爲衰落之時代有二：一爲漢代既亡；一爲宋、元、明三朝。然而，學術積衰之論斷，不一定表示個別的典籍研究，對於繼往開來沒有貢獻。敖繼公《儀禮集說》一書，成於元大德五年(1301)，<序>中嘗自述撰著方法與體例，以舊注爲根柢，提出駁議；強調回復古經，並以禮義爲主，可說是以注疏爲根柢，辨析其間得失。清末學者皮錫瑞云：「漢學至鄭君而集大成，於是鄭學行數百年；宋學至朱子而集大成，於是朱學行數百年」（《經學歷史》，頁281）敖繼公之禮學，雖値元代之積衰，卻仍能在「禮是實學」的立場上，綜理鄭學、朱學，釐清疑義，說釋典籍。本文研究動機即是就此一專家之學，透過敖氏之代表著作《儀禮集說》，一方面爲向來少有人探研的元代學術抉發其具體成就；一方面也提出自漢、宋而至清代，以三《禮》名物制度為主，又特別著重語言文字訓詁考證的古籍注釋學體系。明、清兩代學者對敖氏禮學的重視，表現在徵引、回顧其禮學問題的考辨甚多。自明代學者郝敬撰《儀禮節解》，清初姚際恆撰《儀禮通論》，即多方徵引稱頌，清初納蘭性德編纂《通志堂經解》，在《儀禮集說•序》中仍致推崇之意，相較於元代同以禮學名家之學者吳澄可說不遑多讓，而又較另一同時代學者陳澔更見肯定。至乾隆年間敕撰三《禮》義疏，三禮館臣亦推舉敖氏禮說；後來禮學學者考辨亦多論議敖說得失，歷江永、方苞、戴震、程瑤田、淩廷堪而至胡培翬、黃以周，不但形成了以鄭學爲中心而「申注」、「訂注」、「補注」、「附注」的體例，也為近世學者撰著諸經新疏建立了可資依循的形製。是以本文即以敖氏駁議《鄭注》爲主題，嘗試進行一項注釋學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