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與我國的憲政發展殊途同歸，聯邦憲法法院與大法官會議都堪稱為憲法愛國主義的培育者、憲政民主的守護神。德國將政治衝突轉換成法律訴訟的傳統由來已久。憲政二元主義時代，君主與階級會議對憲法契約的解釋有疑義時，可以提請國事法院裁決，惟成效不彰。威瑪共和所有國家權力來自國民，遂以為聯邦憲法機關權限衝突毋需國是法院介入。基本法之父痛定思痛，從史密特與凱爾生的辯論汲取教訓，賦予聯邦憲法法院廣泛審判權，包括聯邦憲法機關權限爭訟之判決（基本法第九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憲法法院建立之初，尚有憲法諮詢意見表達權限，因與司法本質不符，旋即廢止。機關權限爭訟突破傳統「不可滲透理論」，將憲法機關閉的權力關係法律化與訴訟化，非單純憲法原則解釋而已，此保障權力分立與制衡秩序。基本法並不採全面性國會保留型態的權力一元主義（潘星二號飛彈部署案）。憲法機關對其權限之行使，擁有相當高之評價特權，非憲法法院所能審查（策略性解散國會案）。機關訴訟大多發生於政治秩序杌隉不安時，憲法法院依據憲法裁判政治紛爭，遂成為憲政穩定支柱，於是有學者稱德國為「卡爾斯魯爾共和國」。 我國憲法只規定大法官有權解釋憲法，機關權限疑義或爭議解釋則以法律為基礎。疑義解釋起初延續傳統，憲政民主化之前，威權統治得到法語言的承認。憲政民主化則受到大法官會議的庇護，在政治支配權民主化、政治結構分疏化、與政治權威基礎憲法化的過程，大法官會議都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由於欠缺協商文化，憲法機關間的衝突或有一發不可收拾之虞（釋字520）。立法院媒介各種社會利益與衝突，乃機關權限衝突的最大根源，不適合扮演衝突的仲裁者。而總統權威弱化，院際調解權又難以發揮，加重了大法官會議擔任機關權限衝突仲裁者的角色。然憲法本身設計不當，即使大法官將憲法（機關）忠誠提升為不成文憲法原則，仍難彌補憲法漏洞。儘管機關衝突（社會衝突）是憲政民主的常態，各政黨與憲法機關對權力遊戲規則欠缺共識，族群認同分裂又隱隱威脅憲法愛國主義的形成，鞏固憲政民主有待加強衝突解決機制。為強化大法官以司法審判解決政治衝突的功能，應廢除機關權限疑義解釋，以訴訟程序判決機關權限爭議。 大法官會議的解釋程序要件有日漸仿效訴訟程序趨勢，大部分的疑義解釋案件也都符合機關權限爭議解釋要件。將德國的憲法機關訴訟要件與我國歷來解釋做比較，有利於我國機關權限爭議解釋，往訴訟化方向改革。在聲請能力（當事人能力）方面，除了現有的最高憲法機關外，可仿效德國制度，賦予黨團以及委員會裡的黨團聲請能力，以捍衛其職權。此外，我國應徹底揚棄憲法疑義解釋，只針對機關的法律關係做審判，避免對法律草案表示意見，至於判決的效果可限於單純違憲確認，因大法官缺乏強制執行手段。聲請解釋權限應以機關權限有受侵害之可能者為限，過分擴張將造成機關相互干擾。賦予少數黨立法委員聲請權，具少數保護作用，但應嚴格審查有無權利保護必要，以避免利用司法機關做政治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