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博士論文《曹溪唐禪心性義涵探究》，僥倖獲中華佛學研究所舉辦九十學年度佛教博碩士學術論文徵選通過，承《中華佛學學報》之邀，令節選部分內容刊載之。我選擇了論文第四章〈石頭宗諸師之心性思想〉之第一節〈石頭希遷〉，與第二節〈曹山、洞山〉來發表。研究的主題是「心性」，但特別強調以文獻為研究基礎。現代禪宗的「心性」研究，在文獻上的努力是不足的，濃濃的主觀學風充斥學界，禪常常成了自由心證，大陸學者偏好用西方「唯心論」詮解禪心性，臺港學者偏好藉理學中的「主體心」詮解禪心性，這些作法皆難免主觀。使有重視文獻者，所利用材料亦多缺而未全，乃至有錯誤運用資料的情況發生。在曹洞研究中，多有以「五位君臣」說曹洞思想，這便是一個明顯的錯誤。「五位」思想後出，並與早期較可靠《祖堂集》、《景德傳燈錄》大量文獻思想不類。石頭希遷原是重說「道」的，並重「即物指性」，但在後世卻變成重說「心」，重「性在作用」了。曹洞原是特重修證與不說破的，但在後世卻大說特說「五位君臣」的說理體系，乃至易卦系統也被摻進來了，這些在文中都做了釐清的處理。至於「心性」義旨，希遷說的是通心物平等性而有「作用」的「般若道體」，曹洞也是說「般若起用」法性，這其實正是一貫的曹溪法脈，與慧能的「自性起用」如出一轍，與大乘般若法空、不可得，又重作用、起大悲之思想吻合。禪，仍只是大乘思想一脈的演進罷了。一般或認為禪研究不須過分重視文獻，只是，離開了文獻，禪研究便失去了客觀理解的基礎了。豐富的禪文獻，事實上，已清晰勾勒禪師思想風貌。客觀的資料擺在那兒，有待學者們更多加去重視他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