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興解詩成為中國詩學上一種重要的解詩模式，其發生始期涉及兩漢經學詮釋《詩經》的整個過程。兩漢的比興解詩主要展現在詩序、毛傳、鄭箋的承傳系譜上，由漢末鄭玄的箋注集其大成。這種解詩方式著重詩之深義的追求，與詮釋《春秋》的微言大義相當。通過這種解詩的方式，詩本文分裂為兩層意義，一是表層義，一是深層義，而深層義則與士人階層所關懷的道德政教有關。《毛詩序》即試圖為作者的政教意圖進行時空及事件的定位，而毛傳、鄭箋則欲採用比興方式說明詩本文隱藏的深層義。這一解詩模式所以在兩漢形成，自然有其先秦的前導因素，春秋時列國聘問的賦詩言志，以詩的借義取代詩的本義，乃至於孔門說詩，以詩的引申義作為《詩經》教學的重點，雖非正面解釋《詩經》，但詩的借義和引申義與詩本義的類同性，實有似深層義與表層義的結構，對比興解詩當有啟發。除此之外，影響比興解詩最為深切的應是孟子所提出的「知人論世」和「以意逆志」之法。「知人論世」為探尋作者意圖進行時空事件的定位。「以意逆志」欲建立之文本的客觀詮釋學。真正說來，比興解詩是結合了孟子的兩種詮釋模式，而這種解詩模式，東漢王逸在詮釋屈原的作品時亦加以挪用。比興解詩在鑿深詩義的實踐上，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詩的深刻度來自於詩義的深隱，比興解詩正使《詩經》作為經典之深刻性展現出來。雖然這種解詩方式一直不能免除「穿鑿附會」之譏，但從解詩的深刻度來說，比興解詩確實使我們見證了詩的深刻性。反過來說，比興解詩既認為詩中含藏比興，則如何使詩的深層義潛隱於詩本文之下，就成為詩之藝術深度的一種追求，甚至是一種美學的規範。在「詩言志」的傳統中，比興具有那麼高的地位，均與比興解詩所建立起來的模式有關，也由此而獲得其最深刻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