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中、西日益深入的學術交流，當代詮釋學的研究獲得了一個更為廣闊的視野，使我們得以從整體上反思中、西詮釋傳統而建構具有更為廣泛適用性的新型詮釋學。自貝蒂建立詮釋學方法論體系，海德格爾與伽達默爾創立本體論詮釋學，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兩者在學界都日漸式微，並未獲得實質性的進展。詮釋學究竟何去何從？我以為藉鑑中國詮釋傳統深厚的思想資源乃是突破詮釋學面臨的發展瓶頸的一種可能選擇。在方法論層面，需要進一步梳理和反思中國經學傳統的詮釋經驗，將之與西方的詮釋方法論整合為一個整體；更為重要的任務，是重新反思“詮釋學何為？”這樣一個詮釋的宗旨問題。我們從孔子解《易》中獲得了一個深刻的啟示，孔子解《易》倡言“觀亓德義”、“求亓德”，凸顯了詮釋的道德向度。在我看來，正是這一向度可有效遏制伽達默爾式的詮釋學滑向詮釋的相對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