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中國大陸的新聞改革的中心課題是商業化和市場化。本文運用一些常規理論（routine theory）、意識形態霸權理論、和社會構築理論的概念分析田野調查的觀察，認為這一改革的社會學意義在於它是新聞從業人員的實踐活動，這些活動需要新聞從業人員運用各種符號資源解構「命令型新聞體制」的一些「天經地義」的原則和實踐，構築、闡釋、和正當化在原有的「命令型體制」下不存在的「非常規型」實踐活動。同時，由於這一改革是在定義「命令型體制」，並由這一體制再生的主導意識形態框架內，在中共繼續保持對新聞媒介政治與意識形態的控制的條件下展開的，因此新聞改革活動不具備直接的意識形態對抗的特徵，而是一種解構、構築、和重構「命令型新聞體制」的多向面社會變革活動。 與一九八○年代中、後期相比，中國大陸在九○年代的新聞改革具有根本不同的內容和形式。八○年代的新聞改革，較侷限於爭取具有「霸權」（hegemonic）地位的「命令型新聞體制」（commandist system） （Lee，1990；Wu，1994）內的業務操作自主權，改革的內容侷限於記者、編輯決定採寫題材和批評報導的自主、新聞報導的範圍、以及報紙組織運作的機制（參見Polumbaum，1990；李良榮，1995）。進入九○年代後，新聞改革的基本特點在於新聞媒介組織和新聞從業人員被捲進了一個起步中的市場經濟。但是，在這一改革時期，中共對媒介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控制並沒有發生根本變化，隨著改革的展開，不斷變化與更新的只是控制的手段、形式、和程度（參見Chan，1995；梁衡，1992）。 我們應當怎麼去理解在這樣一個大環境內的新聞改革？這是本文所要解答的問題。本文基本觀點是：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新聞改革的核心是新聞從業人員的新聞實踐活動之變化。在這裡，新聞實踐指的是新聞從業人員和媒介組織採寫新聞的活動，以及他們影響新聞採寫的方式和情境的活動。這些活動反映的是新聞從業人員個體與社會組織和社會體系之間的互動，當這種互動出現新的形態時，它們會侵蝕和改造原有的「常規」（routine）互動形態所確認的新聞體制，新的體制便在這種互動中萌芽，其形式就是所謂「新」的或「非常規型」的新聞實踐活動。這些活動必須由作為社會主體的新聞從業人員所構築、闡釋、和正當化（legitimized），而完成這三個確立新的新聞實踐活動的步驟需要新聞從業人員創造性地運用社會的「象徵的空間」（symbolic universe，見Berger & Luckmann，1967）內的資源。本文的重點就是闡釋中國大陸新聞從業人員在創立「非常規型」新聞實踐活動中對象徵資源的運用，並從這一視角討論當前中國大陸的新聞改革作為社會變革的一種模式的意義。

　　　　　Chinese journalism reforms in the 1990s focused on the issues of "commercial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Employing concepts developed in the "routine theory," "ideological hegemony theory," and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this paper analyzes observations from a field study and argues that the sociological meaning of the Chinese journalism reforms lies in Chinese journalists utilizing various kinds of symbolic resources to deconstruct the journalistic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that have been treated as "natural"; under China's "commandist media system" and to construct, interpret, and justify certain non-routine practices. Because the reforms took place within the parameters of the dominant communist ideology, they do not have the known features of "ideological opposition" rather, they represent the multi-dimensional social change activ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