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中國刑制發達極早，有關刑事程序制度的形成，在周朝已見其端倪。惟考諸「刑事訴訟」此一名稱，昔日沒有，是繼受外國新法制後才出現的。民國初基，立法機關尚未建立，而刑事犯罪的案件卻縷縷不斷，個人的生命、身體、財產以及社會的安全、國家的存立等法益又不得不加以保護；因此，司法審判機關在犯罪的偵查、審判與執行上，為求各類法益的保護，關於刑事程序的發動與進行，必須要疽套新的章法可循。大理院身為當時最高的司法審判機關，其所為的程序準則乃為下級法院的典範，為深刻瞭解當時刑事訴訟程序的生成與遞嬗之跡，本文首先略陳晚清以來刑事訴訟程序立法的演進過程，因為民初既多援用清季法令，對於清末民初刑事程序法的制訂背景其內容理應先予釐清。其次，置重心於大理院判決中刑事程序法實證的檢討， 並大量援．引民元以迄三年 (1912-1914) 大理院的判決原文，將該等判決中較具代表性與特殊性，且與訴訟法上原則性有關者，分類擇其要旨，加以箋釋，同時分析其所運用刑事程序法則的實態，藉以明其演進的軌跡與承轉的因果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