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本系求真之學,但當史家基于求真理念所形成的主張與社會現實需求相違時,圍繞價值判斷所生之困境則如影隨形。民國年間,顧頡剛、傅斯年等史家皆曾遭逢此困境,其中以兩個案例最具代表性:初中教科書《本國史》所涉之風波和關于"中華民族是一個"的學術論爭。這兩個案例集中體現了學者個體學術主張和時代需求之間的糾葛,其實質反映出史家求真與致用的雙重情懷如何展現,學術追求和現實政治如何協調,專業研究和大眾普及的關系如何處理等帶有普遍意義的命題。抗戰時期的顧頡剛、傅斯年等史家以不同方式實現了歷史研究的價值理性,似在史學的求真與致用兩途獲得了統一,實現了兩全,然此兩全伴隨著兩難,內里深刻的矛盾糾結仍始終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