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至抗戰爆發前夕，近代中國的各個政權曾有數度引介各項西洋直接稅制度的理念，並且付諸實施的經驗。本文藉由抗戰時期各種著作的言論，呈現戰時國府推動直接稅制度的理念，以及民間輿論的反應，觀察直接稅制度作為戰時財政需求的因應手段，說明國府在戰時進行「由間接稅至直接稅」的稅制改革趨勢，作為近代中國稅制改革歷程的基礎。 為改善傳統中國的財政體系，國府在抗戰爆發前夕嘗試推動直接稅制度，冀望以現代化的稅制增加稅收，達成建設國家之目的。抗戰爆發後，東南半壁富庶、地區淪陷，政府喪失關稅、鹽稅和統稅的財源大宗，開發稅源成為當務之急，直接稅受到政府高度重視，陸續開辦包括所得、利得、營業、遺產、印花等五項直接稅項目。 國府在推展各項直接稅制度時，指出當時財政收入以間接稅為大宗，為因應國家需求，必須開辦直接稅。相對而言，學界肯定直接稅對籌措戰時稅源的作用，並且強調直接稅制度其有開創合理公平的改良稅制的作用，經由直接稅制度的廣泛實施，將可順利解決傳統賦稅負擔不公的現象，支持國府推動直接稅改革，並且肯定租稅應該在戰時財政具有重要的地位，希望透過租稅吸收人民購買力，減緩通貨膨脹壓力。在國人殷切期盼下，朝野均有實施直接稅的共識，形成「由間接稅至直接稅」的發展趨勢。 在抗戰期間，直接稅佔財政收入的比重雖有大幅成長，卻受限於後方經濟條件不足，仍然無法取代間接稅的地位，也使得學界在支持國府推動直接稅改革過程中，提出不應偏廢間接稅，使直接稅與間接稅各負其貴的看法，在大後方展開對於直接稅與間接稅的利弊與其相互關係的論述。由於近代中國推動直接稅改革的歷程，有相當大的動力是緣於應付外侮的財政需求，中國當時並未進入工商發展的現代化社會，自然無法得到充裕的直接稅稅源。在經濟社會的貧乏環境影響之下，國府在戰時中國發展直接稅受到重重限制，無法提供戰時財政太多的實質助益。然而，戰時的各方論述，卻也證明清末以來推動四十年的直接稅制度理念，至此已為人民所廣泛接受，是中國近代租稅發展史上值得注目的重要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