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發現台灣文學，在一九八○年之前，未聞中國境內有任何機構或任何學者注意到台灣文學的存在。如果北京對台政策的方向沒有調整，台灣文學在中國的學術版圖上絕對不會有任何的能見度。 　　自一九八○年以降，參與台灣文學研究的工作者的書寫策略與思維模式，全然沒有偏離北京決策者所規範的方向。在北京高舉「一個中國，和平統一」的旗幟下開始收集台灣文學的史料，同時進行分析與詮釋。一九八六年以後，中國學界對於台灣文學的變造與玫造的節奏就更為加快，開始進入台灣文學史書寫的階段，也是官方正式收編台灣文學的最新發展。 　　近二十年來，台灣文學研究在中國的崛起，可以說是一段從「發現台灣」到「發明台灣」的過程，在研究中常常會出現各種「發明」與「創見」。在東方主義式的書寫策略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在建構霸權論述的苦心。如何把台灣文學史套入中國文學史的脈絡里，是現階段中國學界認真思考的一個問題。從發現台灣到發明台灣的演變中，中國學界對於台灣文學的研究成果，透露了「東方化」、「同質化」、「陰性化」的種種書寫策略。而這些書寫策略，已經成為中國學界書寫台灣文學史的固定模式。本篇論文，主要在於考察、分析這些書寫策略的主要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