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先秦以降，箋解注疏《老子》的著作甚多，從本文詮釋的概念來看，《老子》屬於原創性的經典，而歷代解釋《老子》義理的文獻，則是屬於詮釋的系統，而中國老學史，則是由這些詮釋性的文獻組構而成，成為中國學術史的一環。唐代是儒釋道三教爭論的時代，在三教爭論的過程中，對彼此的哲學思想亦有所汲取，因此三教會通的學術思潮便漫衍了唐代的學界，自然而然《老》學家在詮說《老子》時，亦不免沾拈儒佛思想，而唐玄宗的注《老》就是一個例證。玄宗一方面承襲祖制，以《老》為本，另一方面又欲調和三教爭論，故以《老》為本，兼攝儒佛，將三教精華應用在修身理國，因之在《御注》、《御疏》中，出入佛儒的轍跡是隨處可見。由此看來，玄宗的注《老》是帶有政治目的，是為消弭三教鴻溝而作。事實上，《御注》、《御疏》詮釋雖是雜揉佛儒，但在筆者重新建構玄宗理國論的過程中，發現玄宗透過《老子》架設其理國論時，多以儒家角度出發，以「引儒入《老》」的視域進行詮釋。站在詮釋學的角度，玄宗「以儒解《老》」的詮釋向度，雖然已扭曲了《老子》的原貌，但從後設反省的立場作觀察，玄宗此種視域，不僅活化了《老子》思想，發掘《老子》思想與儒家學說會通的可能性，但從另一角度來說，此種詮釋向度正可以反映出唐代《老》學，甚至是唐代學術史，在三教會通的流衍下，呈現出創造性詮釋的一面，亦為後人留下一道探索唐代學術文化的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