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象的人生論一方面反映了西晉虛偽的名教之治，權貴們追逐名利的腐化墮落。另方面則反映了士人苟安避世的貴無說及陷溺於政場中，矜尚名教機制的崇有論者。二者的人生論在時代的困境中各有利弊得失。郭象的人生論本著時代共同的感受，以玄理辯證地出入於崇有論及貴無說之間，對二方的弊端予以批判否定，對二方的合理處予以辯證地統合。他本著兼綜儒道的玄理主脈，以莊子內聖外王的思想架構，將道家的神人、至人安立於無執之「內聖」中，再將儒家維繫道德名教的治世理想落在聖王的「外王」中，成就了「名教即自然」的儒道調合之玄學命題。然而其自生獨化於玄冥之境的存有論，陷入本體的不可知論及割裂本體與現象的聯繫。其人生論中的適性逍遙也平面化為常人的有待逍遙及聖人的無待逍遙，聖凡之別訴諸稟氣性份，工夫與境界也喪失立體式的層級結構。這是由於他有明於個別化的自性，而無見於人與人之間深藏著共同的根性與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