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魯迅的《狂人日記》可以作為啟蒙時期對現代性"籲求"的喻示,那麼莫言的《酒國》則可看作是現代性某種"後果"的喻示。二者不約而同地選取"吃"、"飲食"作為比擬歷史、審視當下的切入口,暗含了一種有意無意的文化心機,聚焦了後發國家最為敏感的民族心理區域。由《狂人日記》到《酒國》所象徵的現代性無效和失敗的後果,究其根源,首先來自於現代性本身的邏輯悖論,也昭示了這種悖論在進入中國歷史文化語境中時,與傳統文化的自我束縛屬性實現了某種媾和,並與傳統文化所特有的"醬缸效應"合謀促成了對現代性局限的放大和效果的抵消、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