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天津《大公報》與北京《晨報》為中心，觀察北方報紙輿論對南方北伐的觀感，不僅瞭解當時北方民眾的基本心態，亦呈現北方報界面對變局的生存抉擇。 因為戰事日趨緊張，北方當局面對報紙的言論管制也愈益嚴格。除《大公報》位居租界能迴避政府的新聞語制外，從1927年1月開始，《晨報》就遭受當局嚴格的新聞檢查。統計該報在北伐期間被刪篇幅的面積，可發現刪除幅度是隨著北方戰事的失利而增長;而從前後文與時事推敲被刪內容的種類，發現以前線軍情最多，顯示北方政府禁止報紙刊載不利北軍的消息。 其次我們也發現《大公報》及《晨報》對北伐的評價不甚相同，若以內容分析法比較二報對北伐的言論平均數，可發現《大公報》對南方的觀感比《晨報》友好，且這種差異有隨著北伐進展而日漸擴大的趨勢。若試圖解析此言論差異的意義，則印證二報政治背景與交際網絡的不同。但整體來說，北伐期間《大公報》與《晨報》對南方的言論平均數都是負數，顯示其對南方北伐均心懷芥蒂，只是反對的程度不同而已。 最後我們也從報紙銷量推算出，北伐時期《大公報》、《晨報》每日讀者人次共約24萬。雖然這在當時是蠻大的人口，但報紙輿論對北伐的反應是間接被動的;南方北伐主要不是宣傳幫助了槍，而是槍促進了宣傳。北方報紙輿論對南方北伐的反應雖影響了許多人，從而造成對南北當局的輿論壓力；但事實上報紙言論的形成亦大部份來自於時局壓力，故若說北方報紙輿論促進了南方北伐的成功，不如說北伐戰事的成功促使北方報紙輿論的轉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