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前撰〈論禪讓與讓國〉一文，並於1986年中研院舉辦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上提出報告。該文解析《尚書．堯典》與《史記．五帝本記》所言堯舜禪讓故事，實包含有三要件（生讓、側陋、試可）與三思想（公天下，傳天下，則天無為）；並據此辨明「讓國」不等於「禪讓」，所謂「選侯制」實不足以解釋「禪讓」，《公羊春秋》對「生讓」義之強調，以及《尚書》、《春秋》、《史記》三書在思想上相通承襲之處。大旨雖已粗陳，餘義仍猶未盡。本篇〈再論〉，將賡續前文未竟之研究，計分兩部分：壹、評論顧頡剛之「禪讓傳說起於墨家」說；貳、綜合考察吳太伯與季札之讓國及其相關問題。本文為〈再論〉之貳。太伯之讓國，乃主動逃讓，偕仲而逃，且託採藥出，不還奔喪，文身斷髮；其心單純，其行徹底，泯然無跡，周至圓滿，既讓一國，復開一國，事跡雖寡，實為古今一奇偉人物，聖如孔子，亦許為「至德」。但若以堯舜「禪讓」之「三要件、三思想」觀之，則太伯所讓在家人兄弟之間，非「側陋」；季歷雖賢，昌有「聖瑞」，終無「試可」之過程；唯一近似者，不待太王之卒，不待己身之沒，託採藥出，有類於「生讓」，其讓國之所以能善始成終者，亦有賴於此（益可證公羊家言「生讓」義之重要）；至於「公天下，傳天下，則天無為」之思想，則完全不見蹤影，太伯只是一本孝友之心，禮讓之意，率性為之。這樣講，並無損太伯之偉大，只是要彰顯「禪讓」與「讓國」之不同。至于季札之讓國，並非「讓與」，而是「辭讓」；但季札處亂亡之吳，能持志守節，專讓不受，以義自處，以禮息鬥，以讓化爭。其後，吳雖不救，非札之罪，故孔子賢其讓國，史公亦稱其為「仁心慕義」之「君子」，季札言行可考者較多，亦數千年大之中一稀有人物。但若以「三要件、三思想」衡量季札之讓國，則可謂無一具備。這樣講，亦無妨季札之清高，同樣是要彰顯「讓國」與「禪讓」之不同。賢如季札，至德如太伯，其讓國與堯舜之「禪讓」懸隔如此，可知〈堯典〉所述堯舜「禪讓」陳義之高，實遠在一般想像之外。〈堯典〉為《尚書》首篇，《尚書》古稱《書經》，在傳統四部分類中，並不列「史」部而列在「經」部，此正值得今日吾人之深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