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對於民初支那內學院與武昌佛學院之法義論諍，基本上是將其置入民初佛教改革思想的氛圍當中來考察。「唯識」與「如來藏」的學說，即分別代表了內院與武院的領導者歐陽竟無與太虛，在面對「什麼樣形式或內容的佛教，能適合於現代? 」這一基源問題的考量底下，所依據的改革思想來源。而由此不同立場所延展開來的改革進路，則是應全盤否定以如來藏說為主的中國佛學，回歸到印度唯識大乘的系統; 抑或在中國佛學的內部當中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即可作為改革佛教的立說依據與精神泉源。如此迥異的思索方向，構成了兩院師生論諍的主要課題。 相較於歐陽竟無與太虛，武院另一位佛學思想大師印順，既不同於太虛對於如來藏說的同情，亦有異於歐陽竟無獨宗於護法一系的唯識學說。 其從印度佛教的演進歷程裡，抉擇以《阿含》為主的原始佛教，以及大乘初興的性空之學作為推展「人間佛教」的依據。由此，兩院的法義論諍既涵蓋了武院、內院師生對於佛法的判攝立場，且亦呈現了不同程度的激進或保守之改革傾向， 而「主智論」 (intellectualism) 式的改革態度，尤其有助於佛教走出盲味信仰的「迷思」 (myth)，而代之以批判性的反省， 除使佛法能落實於「生活世界」 (life world) 當中，避免傳統中國佛教走向「山林化、鬼神化」的弊端外; 同時亦提供了佛法在入世的過程中，如何避免自我異化以及回應外來勢力挑戰的解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