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偏差行為最早被視為精神醫學的研究領域，但是爾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 1922-1982）以互動秩序的角度來剖析偏差行為的成因，肯定社會學對偏差行為的重要貢獻。高夫曼的「偏差行為社會學」主要分成「烙印」與「全控機構」兩大範疇，前者探討被烙印者控制訊息的技巧，包括隱瞞、遮掩、揭露、躲避、覆蓋等方法，主要目的是減少被烙印者的心理負擔與污損認同；後者以精神病院及監獄為對象，研究住院者與管理人員的互動行為，包括特權系統、秘密生活、機構典禮、住院者文化、管理人員世界、屈辱儀式等，並特別著重雙方的衝突與磨擦，進而瞭解全控機構的再社會化過程。有關偏差行為社會學的教育意義，則分別說明教師期望對學生認同的影響以及學校組織的全控機構模式分析。前者主張學生在學校中所接受的社會化過程對日後表現具有重大影響，特別是烙印所造成的負面效果更是決定學生自我認同的關鍵；後者運用全控機構的模式來分析學校運作的合理性，特別從學生的角度來考量學校生活的反教育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