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經學闡釋和早期佛經翻譯是中國古代兩種重要闡釋形態。儒家經學中"無達詁"的出現標志著闡釋開始走向自覺,從"解經一字,洋洋千言"到"六經注我"的演變過程,完成了儒家闡釋學的建構。文學闡釋受經學闡釋影響巨大,從"言志"到"原道",從"原道"到"明道"再到"載道"的闡釋準則沿革,是經學闡釋主題變換的縮影;浮屠譯經從"道其大概"到"文質彬彬"的演進,實現了道教民間信仰、儒家基本文藝觀、文本形式再造參與下的多重闡釋重構,最大限度地實現了對佛教內質的偷換。儒家經學與佛經翻譯代表了中國文化對待傳統資源和外來資源的兩種"闡釋—接受"模式,亦構成了中國傳統闡釋學中水乳交融的時間智慧和空間智慧。充分把握中國固有的闡釋傳統,對于我們看待理論的中國面孔、現實指向、本土自信,都有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