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唐人史鑒意識作為研究核心,主要在探討唐代君臣如何利用過去的
歷史,作為施政的借鏡;並且進而影響唐代學術的發展重心,是以史學代
替經學.為求論述的完整,本文遠溯先秦時期儒家與法家的史學觀,次敘
兩漢及魏、晉南北朝史鑒意識發展的面貌.其中的兩條主線,一是君王對
國史的修纂,大多會採取必要的禁制.二是利用歷史教訓時,往往會依附
經義.到了李唐時期,這兩種現象都有一些改變.首先是唐太宗的獨立史
館,使得君王對國史修纂的控制更為嚴密.太宗又首開國君親覽國史中有
關自己的記載的惡例,並進而要求史官修改不利自己的記載.太宗以後,
文宗曾有觀覽起居注的紀錄.至於普遍的情況是,唐代的國君都十分重視
國史的修撰,而且具有觀看前史的習慣.其次,唐人史鑒意識不同於前朝
的地方,在於唐人已經能夠擺脫經義,純粹借重歷史事件所歸納出來的得
失,作為施政的借鏡.也就是說,在史鑒意識的逐步發展下,唐人隱隱然
有以史代經的趨向.本文分別以唐太宗、唐玄宗、唐憲宗及唐末的政治局
勢為綱,分析在政治環境的變動下,使得以史為鑒的觀照點不盡相同.但
是,國君如果具有強烈的求治心,懂得從歷史中找到施政借鏡;並且在史
鑒意識的趨使下,由以史為鑒進一步發展成以人為鑒,促使國君作到任賢
與納鑒,往往就能創造太平盛世.另外,政局的轉變也會影響史學的發展
或國史的修撰,例如經過武則天的篡唐,劉知幾藉著撰寫史通,來宣揚太
宗所主張的實用的歷史觀,便有對抗韋后及其黨羽的目的;又如安史之亂
造成李唐國史的亡失,私人補述國史的風氣因而興盛,這都是很明顯的例
子.總結來說,政治與學術發展之間的密切關聯,在唐代所顯現的意義即
是:國君重視歷史,史書的地位大為提升;而史鑒意識的發展,則是提供
了良好的施政借鏡,成為君臣共創太平盛世的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