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知幾將編年與紀傳並稱二體。所謂編年，始於《春秋》；至於紀傳，則肇於太史公的《史記》。包括司馬遷在內的漢代學者，對於六藝以外的史傳雜說、古人言談與時下流行的俗說諺語，統稱之為傳；而太史公的《史記》則搜羅各家說法，進行「拾遺補藝」，以成「一家之言」。「拾遺補藝」是對圖書的校整工作。在《史記》列傳中，約有四分之一強，記載的是戰國至秦漢以來著書諸人的列傳。太史公運用其父司馬談既審定編次，又討論其生平的敘錄方式撰寫成文。所以這些著書人的列傳，與校整圖書的敘錄，可算是一體的兩面。校整圖書的敘錄，或可謂是《史記》列傳的來源之一。 相較於以人繫事的《史記》列傳，魏晉以來別傳的特色，則著重於發展個人獨立、強調自我性格。別傳是魏晉新興的史學寫作模式，一則別傳與正史列傳不同；再則別傳與別傳彼此間不同。列傳雖以人繫事，但並非孤立，其所繫之事，必須與本紀相應，否則即失去列傳以人繫事的意義。劉知幾以《春秋》的經傳關係，來解釋本紀和列傳的關係，認為《春秋》以傳解經，紀傳則以傳釋紀。列傳雖分人以標題，但仍以敘事為主，這是春秋的比事屬詞，司馬遷在此基礎上稍做改變，完成依人敘事的列傳。至於本紀，則上承《春秋》編年之法，是統領眾事的綱領。所以本紀謹記其大端，至於列傳則委屈細事，以釋本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