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神道被設定為"自我"的根本和象征以來,日本對"他者"的借助行動便次第呈視為"相對"一切外來事物的循環。神道的"中空"裝置,無疑需要外來觀念的填充和補強,其"吸納-排除""再吸納-再排除"等對"他者"的"相對化"處理模式,也曾在"不離自性"的意義上給日本帶去過價值選擇的自由度和對外取舍的主動性。但是,這種只局限于應對的"他者對待方式",并沒有讓日本走出實用主義的苑囿;而不可"理"喻的神秘主義,也無法幫助神道從"他者"身上攝入"作為存在之存在"的"第一哲學"要義。日本歷代學人在努力為本國文化提取出"可以解答一切問題的方程"時之所以會常常陷于喜憂參半之境地,與上述"他者"對待范式中所固有的理論極限有著內在、本質和必然的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