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為墓誌銘〉因其寫作視角的特殊，而在碑誌類應用文中具有最接近自傳的文類特質。自川合康三在其《中國的自傳文學》一書中專闢一章加以論述，其獨特的書寫筆法與作者的自我認同、對死亡的心理反應等層面，就成為具有豐富內涵的特殊論題，可供研究者繼續探索。其特殊之處在於作者以設想自己已死，用第三人稱的口吻，拉開觀看自我的距離，對自己的行為、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評價，在書寫中以他者的眼光記載。本文分析在明代的傳記作品中獨樹一格的徐渭與張岱之〈自為墓誌銘〉，論述他們在〈自為墓誌銘〉的書寫傳統中有何傳承與轉化，並突顯出何種明代自傳書寫的特質。文中認為徐渭與張岱的〈自為墓誌銘〉都多少繼承了傳統自傳書寫中人與社會關係之自我辯明的語態，只是兩文仍有所不同。徐渭的書寫反映出滿腔不平的憤懣與求死的念頭。而張岱因遭遇亡國之禍，則更多地充滿繁華落盡人生夢的感觸，其自我辯明的語態更加淡化，迹近消失，但不能因此視之為「懺悔錄」，因張岱並沒有「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的書寫動機。而在這種分析比較中，可以感受到兩篇墓誌銘都是兩人面對死亡、面對自我、扣問存在價值的反應，徐渭、張岱可說是無愧於自己，而在〈自為墓誌銘〉的書寫傳統中又樹立了新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