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寶曾任職著作,這段史官經歷與其編纂《晉紀》之間存在著密切聯系。本文通過考辨干寶的仕歷與《晉紀》編纂的關系,認為干寶之撰史應主要在東晉成帝年間其第二次出任史官之時,上限不早于咸和四年二月,下限不晚于咸康二年三月。當此之時,隨著庾、王矛盾的激化,建康政界亦發生著分化,時任史官的虞預不為王導所信任,而另一位史官王隱則帶著一部尚未完成的晉史投奔了庾亮。在某種意義上,庾亮、王導圍繞爭奪歷史解釋權在有意無意間形成了對峙,而干寶作為王導親近之人,其復掌史任及編纂國史《晉紀》之背后實際上體現出的是王導的政治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