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唐人史鑒意識作為研究核心，主要在探討唐代君臣如何利用過去的
歷史，作為施政的借鏡；並且進而影響唐代學術的發展重心，是以史學代
替經學．為求論述的完整，本文遠溯先秦時期儒家與法家的史學觀，次敘
兩漢及魏、晉南北朝史鑒意識發展的面貌．其中的兩條主線，一是君王對
國史的修纂，大多會採取必要的禁制．二是利用歷史教訓時，往往會依附
經義．到了李唐時期，這兩種現象都有一些改變．首先是唐太宗的獨立史
館，使得君王對國史修纂的控制更為嚴密．太宗又首開國君親覽國史中有
關自己的記載的惡例，並進而要求史官修改不利自己的記載．太宗以後，
文宗曾有觀覽起居注的紀錄．至於普遍的情況是，唐代的國君都十分重視
國史的修撰，而且具有觀看前史的習慣．其次，唐人史鑒意識不同於前朝
的地方，在於唐人已經能夠擺脫經義，純粹借重歷史事件所歸納出來的得
失，作為施政的借鏡．也就是說，在史鑒意識的逐步發展下，唐人隱隱然
有以史代經的趨向．本文分別以唐太宗、唐玄宗、唐憲宗及唐末的政治局
勢為綱，分析在政治環境的變動下，使得以史為鑒的觀照點不盡相同．但
是，國君如果具有強烈的求治心，懂得從歷史中找到施政借鏡；並且在史
鑒意識的趨使下，由以史為鑒進一步發展成以人為鑒，促使國君作到任賢
與納鑒，往往就能創造太平盛世．另外，政局的轉變也會影響史學的發展
或國史的修撰，例如經過武則天的篡唐，劉知幾藉著撰寫史通，來宣揚太
宗所主張的實用的歷史觀，便有對抗韋后及其黨羽的目的；又如安史之亂
造成李唐國史的亡失，私人補述國史的風氣因而興盛，這都是很明顯的例
子．總結來說，政治與學術發展之間的密切關聯，在唐代所顯現的意義即
是：國君重視歷史，史書的地位大為提升；而史鑒意識的發展，則是提供
了良好的施政借鏡，成為君臣共創太平盛世的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