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研究的是古史辨時代的《尚書》學，它所牽涉的範圍大約是２０世紀前半期，重要的《尚書》學家如顧頡剛、楊筠如、高本漢、于省吾、曾運運、衛聚賢等人，其中顧氏的腳色最為重要。
按顧頡剛是古史辨的創發者，同時也是彼時代《尚書》學的領航者，本文從《尚書》學的專業視角來處理他，可以平衡以往研究顧頡剛之專從史學一面的不足。至於論文題目沒有訂成「顧頡剛的《尚書》學」，是因為顧學無法涵蓋整個古史辨時代，如下圖所示：
顧氏與古史辨、《尚書》學關係緊密，可謂三位一體，但他終究
只能佔一個議題，換句話說，在Ｃ區「《尚書》學」的主題範疇下，
本文必須平衡論述的是「古史辨」、「顧頡剛」、「辨偽學」、「注釋學」、「歷史定位」等各議題，唯顧學舉足輕重，故本文以專章處理，以示其具有重要影響力及時代的指標地位。
《尚書》學在東漢有鄭學，在魏晉有偽《孔傳》，在唐代有《正義》，在南宋有《蔡傳》，在清朝則是考據，他們分別代表各朝代的
風格與成就，但基本上不離傳統經學思維。古史辨時代的《尚書》學則以文籍考訂學為標榜，它與傳統風格的差別在於跳出經學思想，如下列圖示：
Ｆ區的「古史辨」是處於Ｅ、Ｇ之間的大缺口，這表示《尚書》學到了這個時代問題特別多，凡辨偽、考証、注釋、神話傳說，都被時人所重視，按注釋、考証乃至辨偽都不始於古史辨，但問題是古史辨帶上了一個預設推翻（打倒經學）的立場，不惜將《尚書》一變而為民俗作品，而與傳統認知起了莫大的衝突，本文最大寫作宗旨就在於解釋這一段（即Ｆ區）學術史過程。
本文所論之古史辨思潮中的《尚書》學，主體在於辨偽與注釋兩大架構。對於辨偽學來說，注釋是辨偽的基礎，使他們在在基本文字
的考釋中找到了免於游談無根的學術外衣，而建立了與晚清辨偽不同的標的。彼時代《尚書》學者，顧頡剛、陳夢家明顯兼具辨偽與注釋
，而何定生、李泰棻與張西堂偏於辨偽，楊筠如、于省吾、曾運乾、
周秉鈞及高本漢則是專門注釋。事實上本文強調了「注釋學」的重要意義，因為以實際情形而言，辨偽者多發展於３、４０年代之際的高峰期，但在一番激盪之後，為避免空虛之嫌，他們還是回到了文字層面的考察，顧頡剛、陳夢家都是這類例子的最好註腳。因此之故，當
時顧氏等《尚書》新注釋，頗為詰屈聱牙的《尚書》建立起不少可讀的新義，但可惜的是，古史辨破壞的動機遠多於建設，並且在學術空氣中帶著不少偏見。
古史辨《尚書》學對學術方法的開路之功不可沒，然而偏見的立場則是它的危機，令人在責備中帶有惋惜，此是本文概括性的認識。
本文主張主、客觀相為調濟，批評應建立在客觀陳述的基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