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學者論及宋代初年的經學研究風氣，都普遍地認為宋仁宗(趙禎，1010─1063)慶曆(1041─1048)以前，自漢代肇始、歷經魏晉南北朝、在李唐形成完整體系的「漢、唐注疏之學」是當時唯一的標準與學習重心，經學研究者除了因循這些「典範」之外，幾乎沒有新的想法與創作。 除了將宋仁宗慶曆以前的學術風氣歸類定義為為保守因循「注疏之學」、是「漢、唐注疏之學」的遺緒之外，學者在接續的討論之中，幾乎都會提到當時能夠表現出與固有風氣歧異學術面貌的經學家，首推撰著《七經小傳》的劉敞(1019─1068)。顯然，《七經小傳》相對於「章句注疏之學」，是「新奇」，這些敘述，說明了劉敞是宋代經學風氣轉變的指標性人物，在趙宋時期已經成為學界普遍的共識。而延續著這項共識，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曆，1711─1795)乾隆(1736─1795)年間「四庫館臣」撰寫《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總目‧經部‧五經總義類‧七經小傳三卷提要》，卷33，頁7上─9下，P662─663) 、清代末期皮錫瑞編修《經學歷史》(《經學歷史‧經學變古時代》，八，頁221)，也都以相同的角度看待劉敞以及《七經小傳》一書，即便是日人本田成之(1882─1945)所撰寫的《中國經學史》，也這樣說道：「……劉敞作《七經小傳》，對從來的《注》、《疏》立異」(《中國經學史‧唐宋元明底經學》，第六章，頁238─239) 。而除了關於《七經小傳》的敘述之外，晁公武在論及劉敞《春秋》學相關著作之際，也談到劉敞的《春秋》訓解包含了「古人所未言」的部分(《郡齋讀書志‧經部‧春秋類》，卷1下，頁68)。就上述諸家意見來看，說劉敞《春秋》學諸書以及《七經小傳》開宋人治經「以己意說經」、「不信守注疏」風氣之先，是自來學術界的共同認識，應該是可以成立的。綜合地說，劉敞經學研究的實際成就，在前人的論說之中並未清楚顯現，而劉敞在經學發展史上的確實評價，更是歷來學者所忽略的。筆者以為，即使是經說的內容無甚可取，然而對於被界定為學術風氣轉變指標的學者而言，詳實的評價以及適當明確的定位是絕對必要的。本書首先將敘述釐析「唐代中晚期」、「五代」、「宋初」三個階段的經學研究面貌，以及各時期之間學術發展的關係與脈絡，希望藉此尋得其中規則，做為檢視劉敞經學的依據。由於劉敞的經學專著可以區分為兩大部分，一是「《春秋》類」的《春秋傳》、《春秋權衡》、《春秋意林》、《春秋說例》，一是「經解類」的《七經小傳》；因此，筆者將討論區分為劉敞的《春秋》學諸書以及《七經小傳》兩大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