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司法院大法官針對政治部門冒的權限爭權著有多號解釋，許多此一類型的憲政爭議亦因而消弭。此種迥異於歐美憲政傳統的現象，應如何評價，實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 本文透過對時間、權限爭議所涉機關及憲法規範三種結構要素的互動分析，詮釋大法官五十年來的角色轉變，以適切定位目前釋憲者面對政治部門權限爭議時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藉由制度面的分析，探索違憲審查機制與政治部門、國民大眾間的關係，重新省視「違憲審查機制作為爭議解決最後手段」原則的合理性。 本文以為隨著臺灣的民主化，大法官藉由釋字第二六一號解釋，已取得其正當或基礎，並獲得政治部門與國民大眾的信賴。本文同時發現當政治部目間的對話基礎喪失、國民大眾參與政治的管道閉鎖，而釋憲者卻具備正當性時，違憲審查機制反而成為解決政治部門權限爭議的優先管道，近年來大法官的相關解釋恰印證了此一命題。然而，憲法修改的片斷性導致權力分立的架構更趨複雜，大法官面對此種發展，終有功能上的侷限。品有經由修憲的方式，使各個憲法機關的權限明確，彼此間的互動趨向單純，釋憲者才能擺脫此一侷限，並使我國的權力分立回到正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