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可粗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作者從北美的亞洲研究學科與亞洲這個研究對象之間的關係入手，檢視理論在反省這個關係時的意義。作者謂理論正是要用來問題化一般視為理所當然的「觀察者」與「對象」之間非政治的關係。作者為了凸出二者間的互涉關係，還分了兩種「主體」的功能：「認知主體」與「實踐主體」。前者把研究對象視為客觀觀察的客體，後者則與對象之間有實踐上的牽扯。亞洲研究在處理亞洲這個議題時，其實是兼有此二種主體功能的不同時間性。亦即必須在文化差異的體認與描述二者中進行其研究。而其研究也應是一種共顯實踐，而非單純的將文化差異予以客觀的再現。在第二部份，作者則舉和�l哲郎這位日本學者的文化型態為例，進一步說明拒絕承認與研究對象的實踐關係，必然陷入「文化本質主義」的陷阱，處處以文化本質論斷文化差異，而無法正視權力與慾望的運作。如和�l哲郎論美國民族性時，雖批判其殖民，卻無法更深入剖析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一般性結構，而反躬自省日本對西方帝國主義的模擬。如論印度則謂其逆來順受之「民族性」易招來外人之殖民，幾乎完全肯定英國殖民印度之必要。如論中國文化則因高舉以文化本質主義為本的民族國家體制，而恐懼中國人之「散沙」傾向。總之，文化本質主義只會造成極端的自戀與對於雜質的恐懼及清除慾望。並封死所有因為跨界的實踐關係可帶來的變革。